虽然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地理因素产生的信息障碍通过线上交流的方式得以缓解,但现场的面对面交流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对于需要更多软信息的复杂行为。而企业避税正是需要了解和应用各种税收法规、复杂交易、信息披露等的复杂行为。因此,充分的信息和有效的沟通对于外部监督者识别和企业实现复杂的避税策略都至关重要,而通过简单的电话或在线会议是无法实现的。然而,地理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避税仍不清楚。以往研究通常使用物理距离作为邻近程度的代理变量,但在此研究中企业的区位效应也起到了作用,区位效应是识别邻近效应的一个混淆因素,并且地理距离的具有内生性,这使得邻近性和企业避税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本文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基于地理位置邻近和企业避税关系的基本框架,以高铁通车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与税收筹划理论。采用手工搜集整理的2008—2018年高铁开通数据,以及来自Wind的企业避税数据库,同时控制了财务、年份和行业等变量。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在高铁通车后,沿线企业避税程度是否降低。并以机构投资者调研、分析师调研为中介变量,深入探究了高铁开通对企业避税的内在机制,以此来研究地理邻近与企业避税的关系。此外,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不同高铁类型、不同外部监督程度下高铁开通对于避税的影响,以及深入探究高铁通车通过影响企业避税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研究表明,高铁通车在不改变企业位置的情况下增加了邻近度,方便了外部监督主体与企业的沟通交流,现场监督所需的出行、时间等成本越低,信息搜寻成本越低,外部利益相关者实地调研、面对面监督企业的能力越强。企业所在地区高铁通车后,极大地抑制了企业避税,且高铁通车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开通时间越长作用越明显。进一步检验了高铁通车影响企业避税的路径,研究发现高铁通车后,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对企业实地调研现场访问的次数明显增多。高铁开通在不同的外部监管程度下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高铁通车对企业避税程度的降低作用在外部监管较低的情况下更为显著。较于城际高铁,非城际高铁的通车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更为明显。另外,高铁通车带来的企业避税程度的降低可以增加企业的价值。通过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高铁开通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揭示了地理邻近与企业避税的关系,为投资者决策行为、监督部门制定和完善反避税政策、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提供一定见解。另外研究还拓展了高铁通车经济后果的研究视角,说明高铁通车后增加了邻近度,不仅促进企业价值的提高,还在地区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对政策制定者关于高铁的建设提供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