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学史上,关于“人格性”（personality）概念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维度:一、“形而上学的实体人格性”;二、“现象学的逻辑人格性”;三、“自由意志的道德人格性”。纵观康德的整个哲学,我们会发现他对上述三种不同维度的“人格性”概念都是有所论述的。只不过,康德在他的批判哲学中将它们重构为“心理学的人格性”和“道德上的人格性”两种来论述的,即在理论哲学中对“人格性”概念进行保留,在实践哲学中对“人格性”概念进行证实。若细究康德哲学中“人格性”概念的具体论述,我们会发现在他的哲学,其“人格性”概念的出现往往是与他的“谬误推理”、“人性”、“义务”等相关主题内容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在谬误推理中,康德在着重解决“人格的同一性”问题与批判近代心理学时,分辨出先验层面的“人格性”概念,即“先验自我（意识）”。而这种先验自我（意识）作为一种逻辑形式,本身就具有一种“同一性”。就人性层面而言,康德认为在“人性公式”中,“人格性”概念不仅等同于“人格中的人性”,还使“人格”从属于它本身。另外,作为一种人的本性中向善的原始禀赋,“人格性”概念是完全善和理性的,可以使人祛恶向善。就义务层面而言,由于“人格性”概念其具有独立于自然界且拒绝了一切偏好的特征,进而使它自身成为“义务”可敬的起源。具体到两种不同类型的义务体系,即“法权义务”与“德性义务”时,康德的“人格性”概念在它们当中都是有所展现的。总之,通过研究这三种不同层次的“人格性”概念,我们看到康德对人作为一种理性存在者本身所具有价值与尊严的有效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