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已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当代社会无法规避的重要议题。虽然风险的模糊性、复杂性、系统性无形中增加了治理的难度,但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未停止过对风险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在中国情境中,政府作为风险治理的核心主体更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提出,这标志风险治理正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访制度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是社会矛盾的“晴雨表”和“减震器”。从宏观的时间维度来理解,社会矛盾是面向过去和现在的社会问题,社会风险则是面向未来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累积可能形成社会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的显化也可能触发社会矛盾,二者都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对象。因此,本文将二者置于同一个层面,重点探究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新任务情境下信访治理的发展方向。本文在厘清信访治理内涵的基础上,结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新情境的要求,构建了信访治理“场景—过程一结构”分析框架。基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的累积性,本文识别出信访治理中两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场景——信访积案和集体访。进而,通过对三起典型案例中治理过程和结构的识别、梳理和分析,以“撑伞”作为形态类比,本文提炼出信访治理的三种结构形态:“点状伞”“折面伞”和“弧面伞”。研究发现:在信访事项实际办理过程中,信访治理结构通常都遵循从“点状伞”到“折面伞”再到“弧面伞”的递进顺序,但这并不绝对。来自体系内部上层的压力和行政体系外部的第三方力量都可以为信访治理结构的适应提供推力。从治理路径来看,理论上信访治理存在能力和权力两种路径。本文从功能分析视角出发,认为当前信访治理存在“以能代权”的赋能逻辑。其中,信访联席会议制度重在提供渠道,领导包案制度重在提供权威,第三方参与制度重在提供资源（包括知识、信任、信息等）,从而形成了由“权威—渠道—资源”构成的信访赋能方式,提升了信访部门协调能力。这种逻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具有偶然性,并不能彻底解决信访的权责困境,权力路径才是根本。信访制度是社会矛盾治理的重要渠道,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背景下,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信访治理的效能,兼顾矛盾化解与重大社会稳定风险防范,从权利路径着手,推动信访立法。信访法的修订与落实还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为此,本文从三对关系的视角出发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从上下级关系看,应完善信访工作考核体系,取消信访登记通报制度,改变央地信访部门的职责同构,弱化国家信访局接访职能;从同级部门间关系看,应完善信访联席会议制度,提高会议决议的权威性,合理运用领导接访下访包案制度;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看,应建立健全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加强信访智库建设,完善信访治理体系,促进风险共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