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初唐代表性纪年墓出土的开元通宝钱的考察可以判断,具有“元”字首划短小特征的开元通宝钱文应是欧阳询所书的开元钱最初版本,而《旧唐书》所载以直读法为开元钱唯一正确读法的判断有误,“开元通宝”与“开通元宝”均为官方承认的读法。这一钱文有昭示新朝气象的含义,成为历史上成功的经济文化符号,其钱式形制对诸邦通货及后世钱币的设计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目前传世的乾元重宝钱中有一种史料失载小乾元钱,这种钱币应该是宝应元年乾元钱跌至与开元钱等价后铸造的减重钱,而从背铸地小乾元钱存在的情况看,乾元钱式至少使用至晚唐会昌年间,并成为后世钱文设计的经典范式,其影响应当得到重视。另外,背铸云、鸟图案的图像乾元钱,应是建中四年赵赞为应对淮南叛乱铸造于四川地区的钱币,其背后的图案具有“厌胜”的文化含义,是唐王朝国力衰退的见证。目前学界对于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两种钱币的性质判断存在论据上的极大缺陷,是故以之为西域都护府铸造的观点不能成立,而与此二钱同时发现的单字钱无论从形制上还是钱文上都与西域地区的通货面貌能够产生密切联系,是唐地方政府自行铸造的货币。《泉志》有关于咸通玄宝性质的记载不实,从该钱钱文避讳特点看,其制作者可能为马楚政权,而该钱在制式、书法及铸造工艺上的特点,亦能对这一判断提供有力的支持。由于史料中相关疑点的普遍存在,目前学界认定为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所铸的各类铜、铁钱均不是刘氏政权铸币,这些钱币多与史氏政权存在联系,因此它们都应该是由史氏政权铸造发行的。《唐会要》引郑虔《会粹》所载之开元钱“蜡样”,应是使用锡鑞雕刻的初始钱样,用以翻铸母钱之用,故有唐一代实为中国使用母钱铸钱之始。在唐代,活字技术亦在铸造时被普遍采用,以实现添置背文或改制钱文的目的,而唐钱可能是一种由白墡土(高岭土)制作的特殊软质钱范铸造而成的。《通典》等唐史材料中所载钱币含铜量与检测数据间的矛盾源于对“铜”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对文献的真实性不构成怀疑,各检测数据中铅锡含量个体差异现象是开元通宝钱官私性质及铸造年代差别的客观反映,并非唐代铸钱事务缺乏执行统一标准的证据。另外,唐钱成分在安史之乱前后发生重大改变是政府有意识的改制行为,初、唐时官钱高锡低铅的配比是对隋代钱制的发展,它提高了钱币的硬度和工艺精度,在有效防止了“剪凿”等破坏行为的同时提高了自身的自鉴能力,而到中、晚唐时期,钱币含铅量的上升,则源于政府节约铸本以及提高铸币效率的需要。钱炉为唐代货币铸造机构基础单位,但其与负责管理铸钱事务的钱监并非纯粹的从属关系,不仅地方上存在“有炉无监”的记载,部分铜冶及少府监也设有钱炉,而史籍中还有以之赏赐臣子的记载。钱监为管理铸钱事务之组织,最初丛属于少府监,后由地方政府兼管。钱坊为集原料加工、运输、仓储及铸务为一体的设施群,在行政上则统一受钱监支配管理,是规模间于钱炉与钱监之间的铸币单位。唐时政府已开始通过进呈样钱的办法检验鼓铸任务,其与两宋时期成熟的进呈样制度相比存在很大的不同,且带有进贡的意味。初唐时货币私铸业的鼎盛局面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持续发展的结果,在以江淮地区为代表的私铸中心形成后,唐政府分别通过发行新钱、出粜收买和强制收缴等办法打击私钱,均成效不佳,反映了其在处理货币经济问题方面的弱势。开天之际,唐政府着手进行了一系列货币制度方面的改革,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也埋下了铸币权旁落的隐患。安史之乱后,唐政府一度发行乾元大钱聚敛财富,在导致通货膨胀后又屡次下调新钱比价,使乾元二式钱与远轻于其的开元钱同价,使官私铸钱业均遭受打击。另外,战争对于交通的破坏作用导致运费的上升,最终导致江淮钱监多因成本问题而罢废,社会中通货不足的情况更加严重。两税法颁布后,开天时铸币权下放的弊端开始显现,掌握铸币权的地方势力一方面在征收赋税时强征现钱,一方面将之大量囤积以抬高钱价,甚至不惜推动销钱铸器的行为以控制通货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唐政府亦采取实现短陌合法化、严肃禁铜与禁蓄钱令等办法改变局面,并尝试收回铸币权,但并没有最终解决问题,“钱荒”问题因之一直影响到后世。有唐一代,政府从未承认金银的货币地位。中唐时,在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金银之货币地位亦因产量低下、保护铜矿、金融服务压制和进奉消耗等原因难以复苏。晚唐时,在绢帛难以复振,飞钱经营受阻的情况下,金银凭借其大额货币便携易转移的本质以及在战争时期颇具实用性的贮藏功能重新得到社会重视,尽管此时其流通仍受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但从其参与价格衡量以及小单位流通的事实看,其货币地位在此时已实现一定程度的回归。另外,唐代史籍中关于岭南地区交易用金银的记载不能理解为以金银为货币,其实质应为使用金银用作直接物资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