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凸显,人工智能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本文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尤其是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条件下,如何改善分配格局,促进共同富裕。探讨此问题对明晰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选择适宜的人工智能发展方向,进而构筑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也具有丰富实践价值。在回顾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智能资本与传统物质资本分离,根据任务导向型的要素投入特征,设定智能资本和有效劳动共同形成复合劳动,进而将人工智能发展方式划分为智能资本深化型、广化型以及复合效率提高型、投资效率提高型等四类。基于发展不平衡视角,进一步构建包含李嘉图居民和非李嘉图居民以及上下游企业、政府等多主体的异质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人工智能变革的四种技术路径对居民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机理,并采用情景分析法考察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1）智能资本—有效劳动替代弹性上升将降低智能资本回报率,而扩大人工智能使用范围将提高智能资本回报率。区分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分析进一步表明,上游企业采用智能资本深化型或复合效率提高型发展均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缩小消费不平等;下游企业采用智能资本广化型或复合效率提高型发展也均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缩小消费不平等;而且下游企业复合劳动效率提升对收入不平等的提升幅度、对消费不平等的降低幅度均比上游企业更大。（2）智能资本投资效率的正向冲击引致收入不平等指数先增大后减小,总产出和消费不平等指数均先减小后增大,呈现非线性特征;引导人工智能向复合效率提高型方向发展可同时实现产出增加和消费不平等下降的双重目标,上游企业提高复合效率有利于调节政府生产性支出以及公共资本积累,下游企业提高复合效率对智能资本投资、总产出、居民消费等其他主要宏观变量的影响更大。（3）整体而言,消费不平等指数下降时两类居民的消费差距缩小,李嘉图居民的资本收入增长幅度更大,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提高,故人工智能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恰好相反。居民消费与人工智能使用范围则呈现U型关系,人工智能在复合劳动中的使用范围为6%时,居民消费最低。（4）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财税政策模拟表明,智能资本税率与消费不平等指数呈现倒U型关系,当智能资本税率为48%时,消费不平等程度最大。现阶段,适当降低智能资本税率可提高总产出、降低消费不平等;若同时辅之以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适度增长,还可显著改善消费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而且对总产出的提升幅度更大。本研究可能的新意:（1）为避免仅凭收入来衡量发展不平衡状况可能产生的偏差,构建包含李嘉图家庭和非李嘉图家庭的DSGE模型,从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两个维度识别了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四种方式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异质性影响。这不仅克服了以往采用基尼系数分析收入分配时群体利弊指向性不明的弊端,而且将以往文献对产业智能化分配效应的考察从技能、岗位等视角拓展至国民经济循环平衡的视角。（2）针对目前国内人工智能发展偏重于应用场景的特征,将智能资本以复合劳动的形式引入上下游企业,有利于捕捉技术渗透引起的要素配置差异,进而将机器人使用与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从宏观层面拓展至产业链层面。为实现稳增长的同时促进共同富裕,本文从产业智能化发展方向,以及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如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出发,提出政策建议:（1）产业智能化的路径选择应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对人工智能是否应向要素替代弹性提高或使用范围扩大方向的发展应避免“一刀切”;以能显著提高复合劳动组合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领域作为突破口,加强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早期识别,鼓励终端需求企业加快完善应用场景和供应链改造。（2）短期在国计民生、“卡脖子”等关键领域可考虑适当降低智能资本税率并辅之以政府生产性支出适度增加,长期则要持续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发挥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的耦合效应,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持续释放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的政策红利,实现产出持续增长和不平等下降的双重目标,提升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