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在促进区域间人员、物资等发展要素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促进我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等方面必不可缺,因此,促进高速铁路建设的健康快速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内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然而,随着我国高铁建设的持续推进,我国高铁运营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高铁运营所产生的巨额亏损。因此,逐步提高高铁运营收益,有效降低高铁建设发展的巨大成本,已经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高铁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现实问题。当前,提高高铁企业运营收益、降低高铁运行成本的一个主要方法,是按照市场供需关系和成本-收益原则确定高铁票价,加快高铁运营和票价的市场化进程。而如果按照市场规律提高票价,又将面临一个表面上的两难选择问题:在供给小于需求的地区,高昂的票价会使得许多乘客转向选择其他出行方式,进一步降低高铁上座率,也会影响高铁的长远预期收益;在供给大于需求的地区,降低票价又会进一步对高铁运营企业造成损失,恶化企业亏损问题。因此,为提高高铁上座率,增加高铁运营企业的收益,同时在最大程度上便捷群众出行,满足人民出行需要,确立科学合理的高铁票价,重新评估和优化我国目前的高铁票价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在国际上有高铁运营的国家中,尽管不同国家运营管理模式各有差异,以及在高铁定价方面采取了区间浮动、供需调节以及吸引顾客等多种管理手段和技术,但如何有效提高高铁运营收益率几乎是有高铁运营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就国际经验而言,实际上也并没有解决高铁价格和运营效率的最优模式,更不存在所谓“最优价格”。关注和研究合理确定我国高铁票价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寻求确定一个最优模式和最优价格,而是根据我国高铁行业市场化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发展情况,在政府按照高铁的公益属性对票价进行指导或管制的“政府价格”和按照市场供需关系及成本-收益原则等确定的“市场价格”之间,寻求形成高铁价格的合理因素构成。因此,我国高铁票价的合理确定既涉及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对铁路运营和价格管理的体制机制改革和优化问题,也涉及对高铁本身同时兼具市场化供给和政府管制的属性认识的逐步深化问题。本文认为,高铁价格本身只是按照政府和市场两种因素所确定的定价模式的结果,而高铁定价既要考虑到高铁从政府高度垄断性行业向市场化行业逐步过渡、进而价格管理也逐步从政府定价到市场定价的客观实际,也取决于在这一过程中从理论上如何对高铁本身的属性进行界定和判断、进而在理论上如何解释高铁票价中的“政府价格因素”与“市场价格因素”之间的关系变动和发展。为此,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从改革的角度寻求对我国高铁价格形成机制和变化情况的理论解释,从而为如何评价和优化当前我国高铁票价的指标构成提供一个改革实践的视角和方法。本文认为,实现高铁合理票价的关键实际上不是个单纯价格管理的技术性问题,也不是通过何种标准测算价格的合理性问题。从我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过程中来审视高铁定价问题,实质在于如何解释高铁定价这一特殊领域中的政府作用问题。为此,本文通过对高铁定价政府作用的公共物品、价格双轨制两种观点的理论解释及评价,试图进一步思考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过程中,根据中国的改革实践和制度属性,中国在市场化过渡和转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特征到底是什么,通过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为探索和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做出理论和实践贡献。按照上述思路,本文在框架结构上进行如下安排:第1部分:分析了本文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和研究意义,通过分析国内和国际文献,整理了国内外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价格改革理论、高铁票价理论和票价算法模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简要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第2部分:介绍了中国高铁建设发展的状况和趋势,中国铁路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和票价机制的改革过程,高铁在运营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矛盾,通过对问题的深入分析,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结合中国改革实践认识政府作用、政府与市场关系。第3部分:总结了公共物品理论的核心观点,阐明公共经济学对于准公共物品和政府作用的认识,将准公共物品视角引入到解释高铁定价的过程中来,最后结合我国改革实践过程分析了这种研究视角的合理性与不足。第4部分:介绍了价格双轨制在我国的改革实践历程,运用价格双轨制视角解释高铁定价中政府的作用,最后对这一视角做出评价,指出其在解释高铁票价中政府作用时存在的合理性与不足。第5部分:在对两种理论观点进行总结性评价之后,进一步指出高铁定价权的问题实质在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作用的转变,而政府作用的变化实际上又反映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过程。最后,就认识和评价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进行探索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