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两个趋向:“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指出我国已经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际上就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本质是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财政支农的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由此突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以城带乡”则是指在城市化过程中应更多地眷顾到农民的利益,让农民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参与其中,进而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河南“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它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统筹河南城乡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提高河南农产品竞争力重要保证,是解决河南“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的迫切需要。正因为此,当前河南“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具有必要性。当前河南总体上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阶段,这可以从现实需要、国际经验和河南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得以验证。当然,更有力的证明是河南“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现实条件与基础,即工业化与城镇化近几年迅速发展奠定的经济基础,“三农”自身良好发展态势奠定的实践基础,中央惠农政策实施奠定良好的政策基础。“三个基础”既说明了河南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现实平台,也证明了河南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现实可行性。当然,由于河南“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河南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具有较多的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了河南现在正处于反哺的初级阶段,反哺工作具有艰巨性,另一方面说明了河南当前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迫切性。国内外相对成熟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实施经验能够给河南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以重要启示:一是要注意把握自身经济发展阶段,适时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二是要注意紧密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找出合适的实现途径;三是坚持用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四是各级政府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比较重要,保障机制一定要做好。河南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要走“三化”并举的路子,即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加快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先进适用技术推动农业现代化;以工业化思维改造传统农业,加快农业产业的工业化进程,以工业化促进农村经济的根本转型;以城镇化促进城乡经济的融合互动,并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当然,在“三化”并举的基础上,把握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机遇,加强政策引导,积极推进河南农业综合改革,通过深化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轨道,也是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重要内容。河南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保障机制有强化财政支农政策,构筑多渠道资金来源的投入机制;结合新农村建设,加强公共品建设的保障机制;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推进综合体制改革的新机制;提高农民收入,构建农业农民自身发展的新机制。这些机制是河南“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作得以顺利推进的有效保证。总之,河南“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实现途径和保障机制不仅关系着河南“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更关系着河南未来十几年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农业自身发展,更要涉及非农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是经济全面发展的一个渐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