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本文作者思考的是近年来一些“特殊”的民事侵权案件。在这样一些和“公共性”沾边的案件中(如四川彩虹桥坍塌案件),案件的解决往往是通过制度外的管道进行的;由此引发了我们对制度本身的思考。　国家应该对什么样的侵权责任负责,这是本文考虑的出发点。因为国家赔偿的标准问题描述了把什么样的赔偿责任放到制度管道内解决。然而,用一个概念解释另一个概念是说明不了问题的。本文把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国家赔偿标准作了比较,进而发现,引起赔偿责任标准差异的是制度背后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不同。社会日益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引起了国家行政方式的转变;为社会公众提供设施这样的服务也是一种行政,产生的损害也需要国家来赔偿。本文同时认为,我国国家赔偿法背后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落后于行政方式转变之需求,指出了对公共设施致损赔偿进行国家赔偿的必要性;　把国家提供公共设施的服务当成是国家的一种职责,并没有解决具体制度问题。因为现实中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分配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的问题。笔者分析了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的解决方法,对行政机关民事侵权责任的主体资格提出了质疑。　分配公共设施侵权责任的理论基础脱胎于民法原理。对于国家所有的、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