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由国民党建立的党国体制对中国的国家建构进程产生了何种作用和影响？目前，学界对党国体制和国家建构分别展开了诸多深刻且精彩的研究，但很少有文献将二者联结起来展开系统且完整的分析。据此，本文提出国家建构的实践逻辑，其要义在于党国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都基于中国国家建构的实践过程，党国体制的运转对国家建构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通过引入合法性及其制度变迁的框架，国家建构的实践逻辑被分解为国家统一、国家整合、国家(经济)发展三个内在联系的分析维度。
　　在国家统一方面，党国体制贯彻军政、训政过程，甚至在宪政时期依旧发挥余热;凭借其政治架构和暴力优势，党国体制在勉强维持国家疆域统一的同时面临碎片化暴力的威胁。在国家整合方面，党国体制在纵向和横向的整合过程中将政权触角深入到基层和社会，并利用民族主义助力国家整合，以加强行政控制和保证执政党对权力的垄断，却难以将国民组织起来塑造对国家的长期认同。在国家发展方面，党国体制在完善经济制度体系方面有所进展，并通过财税和货币改革调节经济过程，但经济结构的扭曲、财政赤字的扩大、通货膨胀的失控加剧了党国体制的统治危机。
　　通过依次梳理党国体制在国家建构的统一、整合和发展方面的不同表现，本文揭示了党国体制在近代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机制。从总体层面讲，党国体制在实践过程中的内外因素，也在推动中国国家建构的演进和变迁。从时间层面来看，党国体制建立在近代社会失序的背景之上，国家建构三方面的内容在战前、战时、战后并非均匀分布。党国体制长期面临来自国家统一方面的问题，难以在国家整合和国家发展方面有所突破。从空间层面来看，党国体制塑造国家建构的进程面临苏联、日本和美国等国的影响，其在不断提升国家实力的过程中也造成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依附状态。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实践过程表明，由政党主导国家建构具有一定可行性;但是，仅仅依靠高强度的军事化行政控制具有内在限度，这表现为军权独大和地方主义的盛行，以及忽略了政党对社会属性的改造和调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