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几十年通过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内进行产业转型,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获取了巨大的贸易利益;而当今世界正孕育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外部以全球价值链为特点的国际分工体系正经历加速演变,内部现代产业体系下呈现制造业与服务业交叉融合趋势,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如何进一步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推进制造业服务业融合性发展,成为了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而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产业融合的统一框架下,研究制造业服务化对贸易利益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所以本文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基于中国当前服务业开放程度不高的现实,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对贸易利益的影响,对于中国扩大对外开放,顺应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的指导意义。本文的目的是,在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产业融合的统一框架内,分析多阶段生产与制造业服务化对贸易利益的影响。本文在Melitz和Redding（2014）多阶段一般均衡模型上进行拓展,进一步改进了生产函数,让劳动力与服务业参与生产的各个阶段,将多阶段生产与部门联系相结合,体现制造业服务化,使模型更贴近全球价值链的特征,即“一系列阶段中进行,每个阶段都会增加价值”这一事实。本文在第二章对中国制造业生产阶段数量与制造业服务化进行特征性事实分析,观察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然后本文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了制造业生产阶段数扩张对贸易利益的影响,整体制造业服务化、生产中不同阶段的制造业服务化对贸易利益产生的影响,最后在两国情形下求得从封闭到开放的总体和行业层面的贸易利益以及贸易利益分解中各部分的贡献率。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生产阶段的数量越多,贸易利益越大,但不同于Melitz和Redding（2014）中的无限扩大,本文发现随着阶段的扩张,贸易利益会趋向于一个最大值;第二,整体制造业服务化的推进使得贸易利益先上升后下降;在制造业生产的不同阶段,制造业服务化的变化对福利的影响是不同的,在越靠前的阶段,制造业服务化更倾向于增加贸易利益,而处于越靠后的阶段,制造业服务化更倾向于降低贸易利益;第三,通过贸易利益的分解,我们发现制造业上游和制造业服务化两部分对贸易利益的贡献率最高,并且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制造业服务化这部分的贡献率将会增加。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文章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三点:第一,国际循环的方式:继续扩大开放,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首先在内部继续扩大开放,参与全球产业生产分割,外部参与制定并融入国际经济新规则,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二,国内大循环的着力点:推进上游阶段的改革、明确制造业服务化的方向,扩大产业上游阶段服务业投入,适度调整下游阶段服务业投入;第三,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措施:在服务业有限开放的情况下,促进制造业产品贸易自由化来提升制造业服务化对贸易利益的贡献,推进贸易自由化与完善国内价值链并行,特别是加快国内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