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神州大地传播已有百年历史,是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亘古未有的思想革命,根本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人物是传播的物质主体,“五四”时期沈志远主动选择信奉马克思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他在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研究上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但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他的传播作用却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而如果缺失对沈志远的研究,那么早期传播史的画面始终是欠完整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沈志远留苏归来,即把毕生的心血融入党和人民壮丽的革命事业。以历史之境遇为线,以原始著译为对象,大致可把他一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图景概括为以下三个阶段,分别是上海时期（1932-1936）,全面抗战中（1937-1945）和新中国成立前后（1946-1965）。纵向维度上,沈志远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重点地选择传播内容。上海活动时期,侧重于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阐发、对资本主义经济弊端的揭露与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计划经济的具体阐释。从全面抗战开始,以唯物史观为重,并特以其为指导具体剖析诸多现实问题;宣讲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以引导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此外,多次歌颂苏联,向中国人民呈现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成功。从新中国成立前后起,传播内容不仅包括对战后新型民主政治的阐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也得到了同样的重视。此时,亦注重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普及,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学和以“两论”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横向维度上,沈志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从注重采用大众化与通俗化,到侧重运用现实化与中国化,向着力选用应用化与务实化的方式转变。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发展与演进是循着“理论之研究”和“政治之践行”两条路径实现的。作为职业理论家,沈志远的学理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体系引入、本土化进程的“助推剂”。从全局上看,沈志远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呈现出对象分众性,兼有妇女、学生和民主人士;方式学术性,坚持用学术讲政治并提供学理支撑;内容完整性,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策略多元性,注意正面宣传教育与应对思想交锋相结合的鲜明特色。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对马克思主义解读成果带有苏联（俄）烙印和相关通俗化作品带有不成熟痕迹的两大不足。然而瑕不掩瑜,其固然不能遮蔽沈志远传播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回顾这段历史,绝不是为埋头故纸堆,而是为了启示当下。今天,我们应从中汲取智慧,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二是紧握群众路线,让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三是抓好阵地建设以有效扩大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声音的辐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