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当今国际社会中重要的政治载体,在国家社会生活和国际交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期,“找回国家”运动兴起,“国家中心论”重回学术视野。蒂利对西欧国家的产生及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后,将“强制”和“资本”两大变量结合,试图对二者的相互作用方式进行探讨,进而解读西欧国家的不同建构结果并比较其中差异。他认为,战争和资本、强制的集中驱使现代国家的形成,根据强制与资本的不同组合可以总结出西欧国家形成的三条道路,即强制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资本化强制。反观中国,作为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在被船坚炮利的西方殖民者强行打开国门后,进入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封建政权在遭遇西方近代文明冲击后出现全面危机,中国自此走上了民族国家建构道路。由此可见,与早期欧洲国家形成相比,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肇始于外力拉动,而租界的发展就是外力作用的延续。因此,充分挖掘租界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特征与形态,有利于进一步丰富民族国家建构理论体系。本文梳理了民族国家建构的研究流派和典型理论,规避单一的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学科思维,以外力作用为线索,试图勾勒出一个适用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分析的理论框架,即政权、资本与阶级的动态关系及特征。基于研究需求,本文将选取1861年至1945年汉口租界的变迁历史为研究区间,并根据1861年至1945年汉口租界的整体发展状况,将其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即萌芽与开辟时期（1861—1895）、拓展与膨胀时期（1895-1917）、动荡及收回时期（1917-1945）。三个时期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在政权、资本和阶级维度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历程存在紧密的相关性,并呈现出迥异的阶段性特征和内容。根据汉口租界的变迁历史,在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进行充分解读和分析的基础上,从若干个民族国家建构分析变量中提取出三个关键变量:政权、资本和阶级。通过运用新的分析框架,全面剖析汉口租界变迁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与阶段性特征,进一步总结出汉口租界在政权、资本和阶级三个维度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之间呈现的关系形态,即政权逐渐集中于地方,资本始终依附于政权,在政权与资本的双重作用下,新旧阶级实现交替,甚至部分阶级对政权与资本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根本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