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的远东政策几经调整,最终向抑日援华的方向转变,对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远东国家以及整个远东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远东政策的调整和变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其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因素是美国对中日战争的认知问题。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为代表的美国主流报刊记录并报道了这期间的中日战争等一系列远东冲突,在观点上报刊大致分为孤立主义、和平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四派。这四派观点数度交锋与博弈,体现了美国对中日战争的认知变化,塑造并反映美国公众舆论。本文将这一时期分为三个阶段来具体分析美国主流报刊对中日战争的认知变化。第一章侧重分析“满洲危机”期间美国主流报刊对中日战争的认识问题。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美国正深陷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泥潭,涉及远东的国际事务显得十分边缘化。尽管日本入侵中国让美国主流报刊开始把目光投向远东,但这一时期孤立主义报刊坚决反对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现实主义报刊认为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无足轻重,自由主义报刊则幻想借日本之力对抗苏联。这些报刊一方面同情中国,一方面却不愿意对其施以援手;一方面不满日本的扩张,另一方面又为其侵略行为辩护。只有和平主义报刊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现出强硬的态度,提议对日本实施武器禁运与经济制裁。总体而言,主流报刊对中国和日本认识上的微小量变还远远不足以引起质的变化,因而对中日战争的基本观点是:主张以和平手段促使日本改变侵华政策,反对美国直接卷入冲突或战争。塘沽协定的签署标志着“满洲危机”的结束,报刊对远东的纷争也逐渐失去了兴趣。第二章专注探讨战争间歇期美国主流报刊对中日战争的认识问题。随着满洲危机告一段落,远东进入了一个战争间歇期。此时的美国仍然没有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外交上无暇东顾。在此背景下,美国报刊对中日冲突的认识处于不断地错位中,主要体现为盲目认为美日关系缓和,对天羽声明和华北事变反应消极软弱。这一时期孤立主义报刊依然坚持美国应该置身于远东事务之外,并且获得了大量公众支持。现实主义报刊遵循实用路线,反对美国采取行动遏制日本侵略,只好寄望于日本的所谓“温和派”能承认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和利益,并希望中国能自己抵抗住日本的侵略。而在满洲危机期间曾经积极试图影响美国远东政策的和平主义报刊也逐渐向孤立主义和现实主义靠拢,以消极的中立态度来保证美国安全的最后防线。自由主义报刊偶尔对日本和整个远东局势有清醒的认识,但也经常受到对日本的二元认知和趋利避害思想的干扰,难以得出全面和客观的结论。总之这一时期主流报刊对中国和日本的认识都十分矛盾,对中国的正面和负面印象互相交织,对日本则陷入了“温和派”和“军事派”的二元认知误区。直到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中国以西安事变为契机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美国各派报刊才开始重新审视对中日战争的认识。第三章深入研究中日全面战争时期美国主流报刊对中日战争的认识问题。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让远东问题重新回到美国主流报刊的视野之中。1937-1941年间美国主流报刊对中日战争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1937年,主流报刊同情中国,谴责日本的侵略。但孤立主义、和平主义与现实主义报刊都不愿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帮助中国抗击日本,因为他们不愿意卷入中日冲突,并且想让美国尽可能远离亚洲的战争。这一时期美国主流报刊对中日战争的主流态度是严守中立。进入1938年,战争的持续让美国主流报刊对中日战争的关注持续上升,对中国和日本的看法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政策上主流报刊也不再坚持不介入,在避免战争的前提下,他们同意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牵制日本在远东的侵略,包括对日本实行“道义禁运”和向中国提供有限的物质援助。1939-1941年间,随着美日中三国互动关系的不断变化,美国主流报刊对日本的敌意和对中国的同情与日俱增。孤立主义、和平主义以及现实主义报刊终于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赞同自由主义报刊的观点,开始正视美国在捍卫世界和平与民主斗争中的责任与担当。各派报刊一致认为美国应该立即采取行动阻止日本进一步扩张,与此同时,他们也愿意给予中国更多的支持和援助去对抗日本。面对日益严峻的远东危机,美国报刊对中国和日本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传统印象中腐败无能的东亚病夫,到获得承认与赞许的自由斗士,中国在美国的国家形象到达了历史上最好的状态。对日本“温和派”和“军事派”的二元认知则全面崩溃,日本的形象也随之跌到了谷底,美国对一个好战的日本的认知最终形成。这种认知上的变化带来了美国政府对华和对日政策上的重大调整:对华援助和对日制裁都进入实质化阶段,且力度都不断加大。本文认为,美国主流报刊对中日战争的认识是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美国主流报刊最终确立了中国为盟友、日本为敌人的形象观,在远东政策上艰难地完成了从孤立主义到抑日援华的转变。美国主流报刊对中日战争以及中国和日本两国的认知变化受到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国和日本的自身宣传、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刻板印象以及美国自身国家意识的觉醒等内外因素的影响,为美国远东政策的转变奠定了舆论基础。这一时期美国远东政策的转变与美国主流报刊对中日战争的认知变化基本保持一致,这是报刊舆论与政府互动和博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