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错误”指的是行为人对其行为的法律意义或事实情况产生了龃龉,即行为人的所知与所犯不一致。而“错误”规范指的是刑法针对这种情形而作出的明确且具体的法理规定。不论是古今,抑或中外,刑法中的“错误”都容易与犯罪的主观形态,即故意与过失这两对概念相混淆。在现代刑法理论看来,正确认识“错误”与行为人犯罪主观形态的关系,是划定行为人罪责并对其进行准确量刑的重要因素。由于概念术语不同,传统律典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刑法中的“错误”规范。并且就传统中国的法理而论,尽管历代律学家对律法中的“错误”已有一定的认识,但始终未能将其与过失犯罪作出精确区分。直至清末变法时期,在西法东渐的背景下,以沈家本为代表的律学家首次确定以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是否具有恶性作为区分“误”与“过失”的标准,更新了对“错误”规范的理解。追随着西方刑法学理论的框架,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立法者于刑法总则之下设立了刑法“错误”规范专条,形成了系统化的刑法“错误”规范。在依法而断的原则下,大理院推事对刑法“错误”规范立法中的不尽完善之处,采用当时主流的刑法学理论作为依据,对其进行了补充与修订。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刑法典中“错误”规范在吸收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开始对相关立法与法律适用原则进行改良。在立法方面,除了沿用北京政府时期刑法典关于“目的物错误”与“打击错误”的立法规定之外,还依据刑法学的当然解释,删除了“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规范,并将其凝练为法律原则继续影响着司法实践。“法律认识错误”规范开始单独成条,从而使得“错误”规范的立法更为合理、清晰。在法律适用方面,高等法院推事开始强调应当吸收传统纲常伦理作为确定案情轻重的因素,这一理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司法官对盲从西方刑法学理论的反思以及灵活务实的实践精神。总而言之,在西方刑法学理论的影响下,中华民国关于刑法“错误”规范的研究,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当时的立法者与司法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刑法“错误”规范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立法体系。大理院与最高法院的推事利用他们专业的法律素养,对立法中的不足不断地进行解释与调整。他们不但以开放的心态吸纳西方刑法学理论,而且以谨慎的态度在实践中实现“错误”规范的创造性转化,将立法规定与当时的社会实际联系起来,从而使得源自西方的刑法学理论能够在正处于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得到长足的适应与发展。而这一过程,既体现了当时的刑法学者、立法者与司法官对合理追责、准确量刑从而实现公平与正义的共同价值追求。也为我们当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