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数针对企业战略管理和公司治理等的文献中，人们往往把企业层面的信息作为变量进行考量，用以分析企业决策和投资预期等。在19世纪西方学者提出了高阶梯队理论后，研究者们逐渐将关注投向了高级管理团队的背景特征。高阶梯队理论认为，高管作为企业管理决策中的参与者，其个人层面的特征也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和战略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最早的研究以人口变量作为观测对象，随着理论的发展，人们将研究的关注点从人口统计学转向高管认知和心理变量，探究高管的性格特征对企业管理的能动性。近年来，高阶梯队理论也成为我国广泛研究的课题之一，在企业治理与高管异质性方面也汇集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飞速发展。但是仍旧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监管制度，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缺位，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交往隐藏着腐败行为滋生的摇篮。腐败并不仅仅是政治领域的词汇，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存在在经济活动中，甚至因为政治与经济的联系，腐败行为更加活跃。腐败行为如何产生，通过何种渠道，又有哪些因素可以对其产生抑制作用？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本文所要研究的。
　　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男性是社会主导的意识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中，企业的人才选拔更倾向于男性。随着社会变革与思想解放，女性在社会各领域的作用也愈发凸显，已经有许多文献将女性特征作为变量来深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不管是女性主义理论还是在经济范畴中对女性的分析，都表明女性是追求和平的生物，道德约束和关怀主义无形中塑造了女性公平正义的个性，女性的这种伦理特征也为企业战略发展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本文以2008-2014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设定人口变量和职位变量，探讨女性在高管团队中的比重、高管财务背景对企业腐败行为是否存在抑制作用;进一步地，探究这一抑制效用是否因企业产权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结果发现:一方面，女性在高管团队中的参与度越高，对企业腐败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好;另一方面高管拥有财务背景也能对企业腐败行为产生抑制作用。此外，由于高管“党企一肩挑”的双重角色，国企高管拥有更大的管理权，因此女性高管对企业腐败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会被削弱。本文的进一步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和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为我国企业腐败行为的治理提供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