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冲击是否会引起经济波动及其如何在经济中传导始终是宏观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建模技术的发展、实证方法的更新以及经济形势的变换,有关微观冲击的研究一直不断向前推进:Lucas(1977)首先基于大数定律否定来自部门的异质性冲击的宏观效应;Kydland and Prescott(1982)利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论证“小型”外生技术冲击会通过投资和资本积累影响产出;Acemoglu et al.(2012,2016,2017等)在带投入产出网络的一般均衡框架下刻画微观冲击的传导机制,证明部门间投入产出关系形成的网络效应是导致微观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微观冲击的这种网络效应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导致全球产业变革,国际环境变迁引发贸易摩擦,“中等收入陷阱”威胁经济增长,新常态下的复杂经济局面正不断考问中国政府的政策智慧。必须化解的大面积产能过剩意味着产业结构扭曲已经成为发展桎梏,宏观经济的高杠杆率意味着财政扩张的空间非常有限,贸易战则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面对如此种种,只有以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制造业为根本的产业结构优化才能真正帮助中国经济不断前行。因此,如何更有效地扶持目标产业的发展并最终完成产业的优化升级成为了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但受到分析工具的限制,国内的相关研究存在两方面缺陷:一是基于简约模型(Reduced-form Model)的研究无法捕捉产业政策的结构效应,这将影响政策效果估计的准确性;二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等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均未能对传导机制做出清晰刻画,这将导致对研究结论的解释缺乏坚实的理论依据。针对以上问题,本文的解决方法是参考Acemoglu等新近关于微观冲击的研究,结合中国经济特点,将基于投入产出网络的微观冲击一般均衡效应分析引入产业结构升级政策的研究。为此,本文将完成3项工作:理论研究:基于中国事实和研究目的对Acemoglu et al.(2016)①的模型进行两方面扩展,分别讨论在更为一般的生产函数下供给侧冲击和需求侧冲击的传导机制,以及Hsieh-Klenow形式的资源配置扭曲性冲击对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其中,在分析供给侧和需求侧冲击的影响时,本文根据中国投入产出结构持续变动的事实,将生产函数设定为要素份额可变的CES形式,在包括企业、家庭和政府3类经济主体的一般均衡框架下分别考察冲击对产出和增加值的影响。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供给侧冲击将通过下游网络效应、上游网络效应及再分配效应影响产出,而在对增加值的影响中仅包括后两种效应;需求侧冲击则通过上游网络效应和资源约束效应对产出和增加值产生相同的影响。在讨论扭曲性冲击时,本文以Hsieh-Klenow的形式将资源配置扭曲引入模型,在仅包括企业和家庭两类经济主体的一般均衡框架下考察扭曲冲击对产出、增加值以及福利的影响。得到的一般性结论是:扭曲性冲击将影响同时通过供给侧和需求侧影响产出,且将通过供给侧对价格产生向下游传导的正向网络效应。另外,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假设,扭曲性冲击对增加值的影响仅表现为沿投入产出网络向上游单向传导的需求侧冲击性质。福利变动的解析式明确给出了福利受到的影响,但影响大小取决于模型的设定和参数值。实证研究:依据理论模型中得出的非扭曲性和扭曲性微观冲击都将通过供给或需求侧影响经济的基本结论,本文使用2000至2014年中国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验证了以生产率冲击为代表的供给侧冲击和以购买性财政支出为代表的需求侧冲击的网络效应是否得到中国数据的支持。回归结果显示,以生产率冲击为代表的供给侧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上、下游网络效应及负向再分配效应。与此同时,增加值也将受到正向上游网络效应和负向再分配效应的影响。另外,以购买性财政支出冲击为代表的需求侧冲击整体上具有扩张性。以上实证检验的结果与模型结论一致。应用研究:本文就购买性财政支出政策和结构性减税政策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进行政策模拟,得到不同政策目标下的最优政策组合。在政策模拟过程中,本文将高新技术产业相对传统“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经济地位的提升设定为产业结构升级目标,利用《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通过构建产业结构调整指数等指标,使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分别就购买性财政支出政策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结果显示,为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应将购买性财政支出从“高污染、高耗能”的限制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进行转移,并且转入(转出)目标应选择居于高新技术产业(限制产业)涉及行业的下游位置,且不居于限制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涉及行业的直接下游位置。购买性财政支出调整1元最多可使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相对提高0.3369元,同时使限制产业增加值相对减少0.7234元,产业结构升级的总效应将达到1.0602元。当以结构性减税为政策手段时,结构性减税的目标行业应当具有高附加值、私人消费占比低的特点,并且其在投入产出网络中应为扶持产业的重要下游行业同时又不处于抑制产业链的下游位置。受家庭对目标行业产品需求、目标行业增加值率以及该行业在投入产出网络中所处位置3种因素的共同作用,1元的减税额度最多能够带来0.4262元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本文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为:第一,将Acemoglu et al.(2016)不变投入产出结构的一般均衡模型扩展为带有可变投入产出结构的一般均衡模型,不仅发现了购买性财政支出同时具有需求侧和供给侧效应,从而具有更复杂的传导机制,并在该框架下以Hsieh-Klenow形式将扭曲引入分析框架,讨论了扭曲性冲击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这些分析有助于加深对产业政策结构效应的理解,为分析产业政策效应的研究提供了有益补充。第二,对理论模型刻画的冲击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以生产率冲击为代表的供给侧冲击和以购买性财政支出为代表的需求侧冲击的网络效应能够得到中国数据的支持。这既验证了理论模型刻画的传导机制,也提示了利用中国行业或更微观层面数据进行的政策评价需要将投入产出网络效应纳入考虑。第三,基于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对购买性财政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最优政策选择进行了论证,得到给定政策目标下的最优政策选择,为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