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城镇化是我国通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要发展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目的，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实现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村人口转移的先决条件，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变得错综复杂。在此背景下，劳动力转移会出现何种新变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的地区经济会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重庆为例，用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和其他统计数据编制了重庆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社会核算矩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中国双区域CGE模型。然后结合新型城镇化下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农业技术进步、农民工市民化、助推服务业发展，设定了多种政策模拟情景，利用CGE模型模拟分析了各类政策情景下劳动力转移的变化以及地区经济受到的影响，具体包括对劳动力转移数量、各类劳动力工资及就业结构的影响，对重庆各类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对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和福利的影响。基于模拟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①如果没有促进劳动力转移政策的配合，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推力”有限，可能会导致农业平均工资的降低。相对而言，在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完善劳动力转移相关配套政策产生的经济效应较优，它对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优化就业结构，推动重庆经济增长，缩小城乡差距都有积极影响。　　②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实施增加了重庆的实际GDP和人均GDP，对促进劳动力转移、推动服务业发展、扩大地区消费、缩小城乡居民差距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市民人口的扩张不仅会降低城市居民的福利，而且会对转移劳动力产生挤出效应。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有利于缓解这种挤出效应，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　　③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使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占比增加，拉动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同时改善城乡的居民福利。但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引起了政府支出的减少，会降低劳动力转移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④农业技术进步、农民工市民化以及助推服务业发展产生的综合政策效应优于他们的单一政策效应。与单一政策效应相比，它对促进经济增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内需的产生了更大的推动作用。在综合政策的影响下，重庆的经济增长是由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