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董事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话题,社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观念逐步转变,女性同胞们不再只专注于其家庭的小世界里,她们逐渐开始进入职场,并取得了为人骄傲的成绩。但是现阶段,国内外特别是国内对女性董事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国内除了祝继高、叶康涛和严冬(2012)、任颋和王峥(2010)等人少有的几篇文章外,中国的学术界还没有别的形成体系的研究。其中,任颋和王峥(2010)注重研究女性高管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源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忽略了女性高管本身特征的研究,而且样本局限于民营企业；祝继高、叶康涛和严冬等(2012)注重女性董事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研究,但样本局限于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本文侧重研究女性董事影响公司价值的具体路径,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正文选取了1990～2013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托宾Q值、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作为衡量公司价值的标准,实证检验并分析了女性董事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女性董事比例对公司价值有积极作用,但是这种积极作用有限,女性董事的参与给董事会增添了异质性和多样性,但是调查发现中国女性董事的平均占比还不到11%,女性董事在公司董事会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且不排除很多公司聘用女性董事是出于象征性的考虑,这可能是使得女性董事对公司价值的积极作用有限的原因所在。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女性董事的平均年龄及其平均受教育水平均对公司价值有积极作用,且女性董事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对公司价值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女性董事给公司价值所做的贡献不仅是因为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其自身积累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且其本身的受教育水平也是其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受教育水平越高其职业素质一般也越高。本文的研究最终结论是女性董事对公司价值有正向作用,其作用来自于女性董事独特的性格特质、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雄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等方面,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聘用女性董事对公司的投资策略和财务行为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力资源配置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