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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文学,是人类社会发展中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新时期以来,宗教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中国文学在宗教文化中守望精神家园、开拓艺术资源,宗教文化价值观念也借由文学获得诗意观照。把握宗教意识与作家艺术个性、审美风格之间的联系,能够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具有独特价值的视角。在这其中,马丽华和北村的宗教性文学书写无疑具有启示意义。马丽华全方位、大规模地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描写,以文学的诗性观照,重新接续起在“文革”和“十七年”中被意识形态断裂的文学与佛教的关系历史;以先锋姿态步入文坛的北村,用基督教信仰皈依的方式完成了文学转型,其“神性写作”为“失语的文学”找到了精神救赎的途径。目前学术界对两位作家宗教视域下的对比研究仍处在较为单薄且片面的状态。鉴于此,本文将从宗教文化视域这一焦点出发,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两位作家不同的宗教写作背景、宗教价值观念的精神表达、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解进行对比分析。反思当代中国文学宗教书写所提供的写作经验和存在问题,强调超宗教性的“信仰”的对文学建构的重要意义。
论文主体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以马丽华和北村不同的人生经历、文学环境和时代背景为出发点,考察九十年代“文化散文”勃兴和汉藏双重文化身份对马丽华创作文体形式与心理根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先锋文学自身的失落与作家对终极价值不渝追求两个方面,分析北村先锋文学转型的必然性,从而揭示两位作家进行宗教书写的缘起与可能。第二章分别选取爱、苦难、救赎(超越)三个宗教价值主题,对两位作家宗教文化价值观念的精神表达进行比较分析:在“爱的哲学”中,马丽华和北村分别以对万物有灵的感念和世俗之爱的偏狭表明“自然之爱”和“上帝之爱”的永恒;在“苦难世界”里,马丽华强调“灵肉痛苦”背后的生命光彩,北村重在表明人类“原罪”的不可逃避;至于如何实现超越与救赎,依靠自我超越苦难和相信“主里有平安”是两位作家分别提交的终极答案,由此也体现了他们对个体终极价值的把握。第三章重点分析两位作家在文学审美价值和宗教信仰关系上处理方式的差异,马丽华和北村分别以“为心写作”和“为神写作”彰显了各自在文学和精神上的超越意义。与此同时,本章也针对各自作品所存在的悖论与局限进行反思,并试图从当代台湾作家宗教文化的精神书写中获得启迪,尝试建构大陆文学超宗教性的“文学信仰”可能。
本文以宗教文化视域为切口对马丽华和北村的文学创作进行比较,旨在进一步深化对两位作家创作的理解,同时,通过作家作品之间的比较为当下信仰叙事提供可循的有益思考。在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反思中,进一步推动实现当代文学从“工具性宗教”向“血液里的宗教”的转变。
论文主体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以马丽华和北村不同的人生经历、文学环境和时代背景为出发点,考察九十年代“文化散文”勃兴和汉藏双重文化身份对马丽华创作文体形式与心理根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先锋文学自身的失落与作家对终极价值不渝追求两个方面,分析北村先锋文学转型的必然性,从而揭示两位作家进行宗教书写的缘起与可能。第二章分别选取爱、苦难、救赎(超越)三个宗教价值主题,对两位作家宗教文化价值观念的精神表达进行比较分析:在“爱的哲学”中,马丽华和北村分别以对万物有灵的感念和世俗之爱的偏狭表明“自然之爱”和“上帝之爱”的永恒;在“苦难世界”里,马丽华强调“灵肉痛苦”背后的生命光彩,北村重在表明人类“原罪”的不可逃避;至于如何实现超越与救赎,依靠自我超越苦难和相信“主里有平安”是两位作家分别提交的终极答案,由此也体现了他们对个体终极价值的把握。第三章重点分析两位作家在文学审美价值和宗教信仰关系上处理方式的差异,马丽华和北村分别以“为心写作”和“为神写作”彰显了各自在文学和精神上的超越意义。与此同时,本章也针对各自作品所存在的悖论与局限进行反思,并试图从当代台湾作家宗教文化的精神书写中获得启迪,尝试建构大陆文学超宗教性的“文学信仰”可能。
本文以宗教文化视域为切口对马丽华和北村的文学创作进行比较,旨在进一步深化对两位作家创作的理解,同时,通过作家作品之间的比较为当下信仰叙事提供可循的有益思考。在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反思中,进一步推动实现当代文学从“工具性宗教”向“血液里的宗教”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