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是区域协同的核心内容,是推动市场开放的重要载体,是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支撑。从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地理学的多重视角,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对象,立足产业协同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困境,深刻把握产业协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格局,结合新时代对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归纳新特点、新规律,对传统粗放型、孤立型、地区利益至上型的产业运行方式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进行深刻反思,深度挖掘制约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发展滞后的根源以及与其他地区产业协同发展存在的差距,从区域空间尺度重组的视角探索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机制,是本文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京津冀三地人缘相亲,地缘相近,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关系绵长深厚。在产业基础、社会资源、要素禀赋等方面具有良好的互补性,协同发展空间巨大。从建国后到现在,在近70年的历史长河里,京津冀的产业协同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从最初的围绕水、土地等战略资源的争夺到后来的群雄割据、各自混战,再到后来的协同意识的觉醒,崎岖前行的协同发展历程既反映着改革不断深化的时代烙印,也凸显着三地积极合作谋求新发展的内生渴望。事实上,京津冀地区具有良好的产业协同基础。这里空间资源辽阔,人力资源供给量庞大,产业体系完备,创新资源丰富,资本要素充裕,有着其他任何区域都无法比拟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公共资源。凭借这些优质要素,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国内改革市场化的推动下,京津冀的产业协同取得了很大进展。例如:达成了一系列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共建了一系列产业园区、探索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协同机制。然而,量多质优的要素供给以及一系列合作协议并没有给京津冀地区带来同样发达的产业协同水平。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水平滞后的体现是多方面的,集中体现为4大困境:产业结构协同的困境、产业组织协同的困境、产业关联协同的困境和产业协同机制的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是造成京津冀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滞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从定性和定量的双重视角测算京津冀产业协同的既有水平,论文构建了产业协同指标体系和产业协同模型,测算了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的动态水平,并进一步基于投入产出表和产业协同指标模型双重维度将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协同水平与地域面积相似的长三角地区的沪苏浙三省市的产业协同水平进行对比,进一步发现了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水平与沪苏浙地区的差距。正是基于这些差距的存在,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化和雄安新区设立这一历史新机遇期的到来,为了提高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竞争力,加快世界级城市群的建立,就需要以发展理念的协同性、治理范式的整体性、产业载体的关键性为指导原则,设立协同推进的组织框架,明细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构建科学的产业协同机制体系。就现实路径选择来看,为了从根本上熨平“行政分割”、地方治理的“碎片化”以及跨区域协同组织和机制缺乏带给产业协同的一系列负效应,推动区域空间尺度的重组,积极构建跨界经济区,通过政府职能的再重组,实现政府治理由传统范式治理向协同治理的转变,对谋求产业协同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