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能源环境问题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作用日益突出,一个国家想要单纯依靠自然资源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然走到了穷途末路。在保证“绿水青山”的前提下,要想实现经济增长的总目标,必须将产业绿色转型视为关键方法,放在高度关注的位置上。在这一现实背景下,绿色技术创新正成为全球转变发展模式和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下面对我国生态发展难题,打造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用科技为绿色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无疑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之举,更是有助于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赢得胜利。作为绿色创新主体的企业,面对绿色技术创新这样一项风险系数颇高、投入资金人力等资源较多、收回成本并开始盈利周期较长的项目,更加需要激励约束分明的政策引导以及外部资金等各项资源的支持。绿色信贷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和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重要途径,在企业申请信贷融资时将企业与项目的绿色绩效和环境评级作为授信原则,在鼓励绿色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那些污染性行业企业绿色转型带来了契机与驱动力。绿色信贷政策是调配金融资源的重要工具,更是将金融与产业生态环保紧密联系的桥梁,如何有效发挥绿色信贷政策内涵的环境规制特点,更好帮助那些力求实现绿色转型企业攻克绿色技术创新难点,是政府和各金融机构在具体执行绿色信贷政策时所必须着重考量的内容。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在千呼万唤中出台,使得绿色信贷政策真正开始落地执行。其明确指出绿色信贷政策的落地执行,要在前期信贷审批程序上更谨慎,在后续动态监管上更严格。对于“两高一低”行业企业不予享受绿色信贷优惠政策,对于其他绿色信贷限制行业企业更是从贷款利率和贷款额度上加强约束,督促企业进一步加强环境治理,以良好的环境绩效换取信贷优惠的“入场券”。而对非绿色信贷限制行业,尤其是与节能环保相关的绿色产业则是给予大力度的信贷政策优惠。该文件首次明确了绿色信贷具体程序,更是设立环境准入门槛及信贷配额管制双重约束机制,将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可能性和成本与企业自身环境绩效直接挂钩。绿色信贷政策出台的初衷就在于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绿色转型。故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限制性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影响为本文核心研究内容,并为绿色信贷政策如何进一步引导绿色信贷限制行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绿色转型提供建议。基于此,本文以《绿色信贷指引》的出台为契机,将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构建PSM—DID模型实证观察绿色信贷政策冲击下,绿色信贷限制行业企业相较于非限制性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表现,是如政策设想促进其绿色创新产出,抑或制约企业研发资金,进而抑制企业从事绿色创新活动。研究表明:实行《绿色信贷指引》后,限制性行业企业在绿色发明专利质量方面提升更加明显,绿色技术创新成效更突出。除此之外,本文还分析了两者之间内在的中介作用机制。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信贷融资效应在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对于《绿色信贷指引》中的绿色信贷限制行业企业,受融资约束效应的引导效果更显著,促使其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企业所有权属性以及当地有关部门环境监管力度的异质性,均影响绿色信贷的执行效果。具体表现为,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表现与地方金融发展水平成正向关系,地方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限制性企业越有动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产出。企业所有制影响绿色信贷执行落地,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表现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地方环境监管力度越高,越有利于促进限制性企业绿色创新转型。本文从限制性行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角度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环境规制机制的有效性,如何更好地实现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的有效结合推进高污染、高耗能等限制性行业绿色转型,进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本文最直接的政策含义。因此,本文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对绿色信贷政策引导绿色信贷限制性行业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作为绿色信贷政策的制定者,政府首先应当加强对地方环境监管力度,督促限制性行业企业开展环境自查自改,也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实施绿色信贷政策提供更多企业环境绩效信息;其次政府应当结合地区和企业特点,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体系。作为绿色信贷政策的执行者,银行应不断精进绿色信贷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设计,加强绿色信贷与其他绿色金融工具的组合,合力构建有效支持限制性行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体系。作为绿色信贷政策的受益者,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披露自身环境保护等信息,抓住绿色信贷政策的机遇,以技术创新促进自身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