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以来,随着国际经贸往来的不断加深,国际投资仲裁领域也在不断扩张,由此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仲裁庭在处理涉及投资者不当行为的争端时所作出的裁决即引发了许多争议。仲裁庭对于某些投资者不当行为选择拒绝管辖权,在面对类似侵犯东道国公共利益的行为时又选择视而不见,这引发了许多人对该机制公正性的担忧。“不净之手”原则作为一项旨在追求公正的古老法律原则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东道国在涉及投资者不当行为的投资争端中援引了该原则作为抗辩理由。但不得忽视的是在当前的国际投资仲裁领域对于该原则的适用却并不明朗。本文主要以国际投资仲裁为视角,以“不净之手”原则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案例研究等方法,分析和探讨国际投资仲裁中与“不净之手”原则适用有关的程序和实质问题及争议,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该原则适用的轮廓与路径。文章的最后落脚我国,结合我国参与国际投资仲裁的相关实践,探讨“不净之手”原则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适用问题给予我国的启示。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不净之手”原则的概述。首先,“不净之手”原则是英国衡平法中的重要原则,源头可追溯到罗马法时期,该原则的主要理念是维护司法正义,并阻止一些投机取巧的原告从其不法行为中获得利益。其次,该原则在众多国家的法律体系中都得到认可,并延伸到国际法领域。Diversion of Water from the Meuse案和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案的法官都表达了对适用该原则的支持,但国际法院并没有在其判决中明确适用该原则。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也有众多东道国援引该原则,但不同的仲裁庭基于不同理解作出的判决致使该原则在国际投资法领域也是模糊且割裂的。最后,“不净之手”原则在国际投资法中的适用现状是建立在其法律地位上的。该原则由众多概念组成,并不是所有概念都是可以适用于国际投资法,因此结合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对“不净之手”原则作差异化分析,勾勒出其轮廓十分重要。第二部分是“不净之手”原则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实践。国际投资仲裁庭在处理涉及到该原则的争端时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当前相关的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主要有三种类别:一些仲裁庭的裁决认为“不净之手”原则与投资条约中载有的合法性条款有关;一些仲裁庭将该原则与一般法律原则相联系;还有一些仲裁庭适用国际公共政策处理与该原则相关的案件。第三部分是对国际投资仲裁中该原则的适用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存在的相关问题并勾勒出“不净之手”原则适用的轮廓。首先,“不净之手”原则与投资条约中的合法性要求无论从实践还是概念上都有区别,“不净之手”原则是独立于条约中投资合法性条款的概念,二者在适用的时间标准与法律效果上都不一致。其次,通过对相关仲裁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对于“不净之手”原则的法律地位之争是源于其广泛的内涵。“不法行为不生诉权”原则已是被广泛接受的一般法律原则。根据该原则,只有在申请人的诉因完全基于其自身的违法行为时,仲裁庭才明确适用“不净之手”原则。此外,在当前国际投资仲裁框架下合理运用国际公共政策原则处理涉及欺诈、侵犯东道国公共利益等严重违法行为是避免“不净之手”原则不确定性的最佳补充方式。最后,对“不净之手”原则的适用情形进行明确,即对于投资者实施的欺诈、腐败、违反东道国法律等行为,仲裁庭可以适用“不净之手”原则对投资者施加不利后果,但需要注意投资者不当行为的严重程度,对于侵犯东道国公共利益等严重违法行为采取“零容忍”的处理方式是合理的。第四部分是我国的相关应对。联系我国在投资仲裁中的实践,探究“不净之手”原则的适用问题给予我国的启示。首先,目前我国参与国际投资仲裁的案件数量并不多,但近几年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且相关裁决几乎没有涉及关于投资者的非法行为问题。但在中国企业诉蒙古一案中东道国曾提出过基于“不净之手”原则的抗辩,因此对于未来有可能发生的关于投资者不当行为的问题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因此,在我国作为东道国时,应当积极完善与升级相关投资条约,健全国内投资法律体系。在我国作为投资者母国时需要积极对投资者实行相关的引导与监管措施。对于我国投资者而言,在投资前要切实做好尽职调查工作,投资过程中要履行相关义务,在投资仲裁中面对东道国提出的诸如“不净之手”原则等指控,要善于运用“禁止反言”等原则保护自身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