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当权时，其声名并非后人以为的君子抨击、小人吹捧的二元对立，而与现实局势相关，呈现多样化特征。韩侂胄死后被南宋朝廷定为祸国权奸，时人大体以“兵端”和“权纲”论其罪，尤以前者为重。南宋晚期，朝臣议论和战、批判权臣时，常以韩侂胄为鉴，一方面重复书写其罪状，另一方面也反思其祸国缘由。“犬吠村庄”等故事与韩侂胄的权奸身份天然相合，这些夸诞、虚妄的评论在南宋社会大为流行，影响深远，但真伪与虚实常不被关注。韩侂胄在佛教界所遭恶名，也是南宋相关记载在后世被讹传的结果。
　　《宋史》继承了南宋人对韩侂胄权奸的总体评价，除将他列入《奸臣传》外，还在其他篇目不断抨击其专权误国、打压正人、轻启战祸的行为。《金史》表明了金人集中关注他在开禧北伐中的主导者身份，将其视作震慑、羞辱南宋君臣的工具及评估宋人“恢复”之志的标尺。明清多数史书塑造他的方向被《宋史》所主导，在体例、内容上具有一定特色。明李贽的《藏书》以治理才能为论人标准，解构《宋史》等书以君子小人之辨论功过的评价模式，未将他视为不可饶恕的奸臣。吊诡的是，金人的“敌国”视角在后世被为韩侂胄赐谥“忠缪”的行为所遮蔽，不满于以“奸臣”论韩侂胄者高度赞扬金人此举为“千古公论”。
　　通俗文学常将韩侂胄视为南宋群奸之一，以轮回、审判等手法批判他，彰显善恶有报的道德准则。也有极夸诞的小说纯以虚构为能，或批判其奸臣行径，或书写其风流事迹。虚构之事无碍真实道理、观念的传播，小说和戏曲对其奸形奸状的描写，是史书相关书写的延伸，也是正统历史人物评论的补充。
　　因庆元党禁，对韩侂胄的评论成为许多理学家相关著述必备的内容，不少人称韩侂胄为理学发展之一“厄”。在理学成为正统官学和社会思想的元明清时期，韩侂胄屡屡作为理学的标志性敌人被抨击。韩侂胄具有的外戚、奸臣、打压学术、“函首”敌国等要素被当作人物类比的标签，韩侂胄也与旁人形成许多关联，揭示了其复杂面貌。在特定环境下，某些要素还以经世之“殷鉴”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