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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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经问世,就表现出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深刻反思的历史性穿透力,20世纪,在战后西方工业强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阿尔都塞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出场,应以他于1965年写就的著作《读〈资本论〉》的出版为标志,他怀着“保卫马克思”的时代使命重新回到本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本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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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经问世,就表现出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深刻反思的历史性穿透力,20世纪,在战后西方工业强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阿尔都塞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出场,应以他于1965年写就的著作《读〈资本论〉》的出版为标志,他怀着“保卫马克思”的时代使命重新回到本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本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进行了征候查审,所要回答的是,在走向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工业革命的技术助推下,引发了生产方式结构的怎样变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物质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及全球化同所有制的矛盾在政治与哲学上又有哪些新的表现,这必须回到20世纪的工业、交换、交往的基础上进行考察。学术界通常把马克思所研究与批判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称之为“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把20世纪50~60年代开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阶段”,1这正是阿尔都塞所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坐标。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同,“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凸显了其自身的特点。首先,由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社会物质条件充裕,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像列宁所预言的那样走向衰退或迷惘,反而造就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福利社会。其次,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得到了很大的缓解,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书写历史的宏大叙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身份标识在逐渐淡化,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史上有着深刻的影响。再次,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的统治手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果说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控制是以暴力镇压和强制性服从为主要手段,那么到了晚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产阶级则主要以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作用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同化作用为主要手段,遮蔽了资本与精神对立的新的矛盾。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再考察,阿尔都塞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应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结构为对象,古典经济学只是在人本学框架内解读既定的经济事实,这样的事实“客观性”本质上是对真理的掩盖。科学真理的揭示需要深入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之中,经济基础无疑发挥着对上层建筑的根本决定作用,但在一定的物质生产限度内,上层建筑又具有相对独立的能动性,它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确保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维持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再延续。那么,上层建筑又是靠什么来再生产出物质生产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呢?阿尔都塞认为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保障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意识形态固然是虚幻性的,但当意识形态通过物质化作用,变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时,它就会让意识形态发挥出真实的对社会控制的力量。于是,阿尔都塞断言,无产阶级应针对两个对象进行革命,既要夺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又要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对两个对象进行革命是否存在先后关系?阿尔都塞用多元决定的矛盾观考察了俄国革命、欧洲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形,并认为从事情本身出发去掌握事物的信息序列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因此,阿尔都塞强调,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保持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优先性。阿尔都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追求经济的政治与哲学实现方面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首先,他对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特征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避免了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展开新的历史起点的现代性批判时的混乱;其次,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对20世纪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具有较大的启发性;最后,他的多元决定社会矛盾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涵。但阿尔都塞的思想也遭到了较多的质疑,他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未免显得极端;他运用的结构主义方法论被认为是忽视了主体能动性的理论,是对历史主义、人本主义及实践范畴的反对;他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也遭遇了反对虚无主义者的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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