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上说，福柯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都是后现代的一部分。在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和解构思潮下，福柯与后殖民主义携着同样的反抗中心、强调差异的态度，相遇并发生着契合。福柯的研究给后殖民主义学者提供了一种方法，包括总体的观念和具体的概念，这恰好是后者进行政治、文化权力批判可借用的工具。福柯与后殖民主义理论之间存在影响关系，最直接地表现在后殖民主义代表人物爱德华·赛义德对福柯话语理论和权力理论的借鉴，可以说福柯的理论对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及之后的理论论域的拓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此后的后殖民理论家也不同程度地与福柯所开创的知识框架发生着种种联系。福柯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理论在不同层面上都有可比较之处。本篇论文力图在对两种理论整体理解的基础上，重点由二者之间可作比较之处展开分析，在比较中将福柯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重要理论做出整理和概括。文章分为三部分：一，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福柯思想的后现代性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逐一梳理，指出福柯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后现代语境下共同的精神气质；二，在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福柯的具体理论的对照分析中，阐明二者之间的理论影响关系；三，以主体问题作为切入点考察福柯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异同，并将此归纳为决定其不同理论出路的重要原因。本文第一章将福柯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放置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正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成为一种语境时，它的理论指向、理论态度才渐渐催生出充满差异的多元话语。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在第三世界范围内渐露端倪，随着第三世界文化抵抗运动的兴起，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逐渐发展壮大，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合流，成为后现代主义在特定领域中的多元构成之一。而福柯本身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开创者之一，福柯在他跨越历史、哲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写作中，始终把对边缘文化的关注作为自己的兴趣，为西方现代社会中许多被现代理性压抑的“他者”重新书写差异性的历史。这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致力于反抗西方中心话语权威，使第三世界边缘群体成为一种真实、独立存在的理论旨归相一致。当后现代已经成为一种风格和态度的时候，后殖民主义与福柯的相遇便成为了一次精神气质上的契合。反对本质主义和权威话语，强调多元和差异是他们共同的反抗姿态。后殖民主义为实现自己的理论目标，需要为自身原本散乱的文学创作、批评活动和第三世界文化运动赋予能够同西方中心话语相抗衡的理论支撑，于是一部分后殖民理论家开始自觉地从西方后现代主义中选取一些能够为我所用的理论，策略性地将这些理论范畴或分析方法融入自身的言说当中。福柯便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构成的一个重要来源，他的话语理论和权力理论对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颇有启发，甚至可以说为其引入了一种有力的分析批判模式。后殖民理论三剑客的赛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福柯的影响，尤以赛义德最为明显。本文在第二章中主要分析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福柯话语理论和权力理论的理解、运用和改造。除了对权力／话语的揭示，隐在权力分析之后的对主体的考察是福柯撰写各种历史的目的。福柯对主体的关注贯穿了他的全部著作，他考察分析了主体如何成为知识主体、权力主体以及伦理主体。后殖民主义强调殖民主义导致的族裔散居现象使散居群体产生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在后殖民主义那里，主体是以“文化身份”的面貌出现的。福柯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对主体是社会历史产物这一认识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主体随历史变化而变，而不是一个关于人的不变的观念。但二者对于主体的设定又有不同，福柯的主体是从反对一个哲学性观念开始的，最终还原到对单个个体的关心，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从阶级、民族、性别层面的整体性主体出发，仍然落脚于一个集体性的文化主体。带有鲜明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批判色彩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不可能认同福柯最后的伦理主体转向，在后殖民看来，那太私人化，已经远离了他们的理论初衷。由于二者对主体的探讨在不同层面上展开，最终他们的理论出路也必将不同。本文在第三章对主体异同的比较中完成了对整个福柯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关系的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