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后半叶是一个黑暗即将退却、黎明为期不远的时期。无论是解放区的诗人为明朗的白昼而高歌,还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诗人为凄冷的寒夜而低吟,诗人们从正反两方面唱响的诗歌主调都是对祖国黎明的呼唤,诗人们高奏的都是激情澎湃的爱国主义篇章。40年代诗歌以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与时代特征,呈现出多元化的写作风貌和复杂化的历史构成。无论是流派还是个人的写作角度,无论是大众化还是个性化的写作风格,都使得诗歌在发展进程上,呈现出对于自身的不断超越与探索。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已成为衡量诗歌的重要标准。同时,后期延安诗歌在其发展的历程中也展现出了它对于当代诗歌发展不可泯灭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后期延安诗歌复杂化的角度去探寻延安诗歌的历史构成,并由此去探究后期延安诗歌观念的本质,最终观照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概况。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后期延安诗歌的历史转向”,阐述了在当时复杂的延安文艺体制下后期延安诗歌的历史转向,包括诗歌在当时那种独特的社会背景与时代特征下的形成过程即形成的主客观原因,诗歌此时在中国的文坛上所呈现出来的新的转型、新的特点和新的情思。第二章“延安文艺体制下的新创作”,直接将问题指向诗人们的文本创作,在此探究了后期延安诗歌体制下的新创作,具体包括诗歌创作上形式的大众化、语言的大众化及这“一时兴起”的大众化对古往今来中国非文化遗产的深远影响。第三章“创作心态与个性的转变”,从大众化的另一面即个性化来阐述,这里将涉及到两位诗人即何其芳和艾青,他们二人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后,心理上及文风上的复杂变化。第四章“走向当代的诗歌”,主要对延安文学体制的自然解散状况进行具体的解说,这部分将借用“延安”意象的转变来影射体制分裂的原委,并在论文的结尾部分观照到当代诗歌对后期延安诗歌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