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晋宋之际出现了一个学术思潮的转向，即从对性空般若学的关注，转变成对涅槃佛性论的重视。魏晋般若学借助于魏晋玄学得到迅速的传播，同时也受到玄学的深刻影响，导致了般若学的玄学化，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六家七宗”。僧肇对玄学化倾向的般若学进行了批判与纠偏，把中土般若学推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涅槃学在晋宋之际兴起，竺道生是开创者和重要代表人物。晋宋之际般若学与涅槃学的交汇与转向在僧肇和竺道生身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本文在深入剖析僧肇和竺道生自身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晋宋之际般若学向涅槃学的转向进行了若干思考和探讨，试图揭示这种转变的思想特点、社会历史原因及佛典传译的根据。
　　“六家七宗”是魏晋时期玄学化般若学的主要代表。僧肇在对鸠摩罗什所传的龙树中观学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对“六家七宗”中具有代表性的本无、心无、即色三家进行了批判，并站在正统般若学的立场上，对诸如有无、动静、空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论述:从动静关系方面阐明了“动静相即”;从“不真故空”的角度，论述了“假有性空”;从般若性质方面，论证了“般若无相无知”;从“涅槃境界”的角度，论述了涅槃的有余与无余、法身的存在与否、涅槃与众生的关系、涅槃悟得的顿渐等问题，在般若空观的基础上阐明了对涅槃的理解。
　　在对魏晋般若学的思想发展进行较深入考察与探讨的基础上，本文就涅槃学的展开进行了阐述。中土涅槃佛性的讨论在涅槃类经典传入之前就已经展开。慧远的“法性论”以不变之真性作为涅槃的根本，从境界论意义上树立其涅槃思想。由于受到道家和中国传统神明思想的影响，慧远的“法性论”思想带有相当程度的实体性，这一点受到了鸠摩罗什的尖锐批评。
　　竺道生在充分理解涅槃佛性的基础上，以诸法实相为本体，建立起一种具有浓厚本体论色彩的涅槃佛性论。围绕阐提能否成佛的问题，从“佛性”概念出发，阐述“法”、“理”、“佛”、“佛性”等概念的关系，并统一于“佛性”;同时以“理”为佛性、“当理为佛”，说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人可以成佛”。围绕修行问题，竺道生提出顿悟说，以“理不可分”为基础，提出了“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的“顿悟成佛”论。
　　在深入分析般若学和涅槃学自身思想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本文对晋宋时期般若学向涅槃学转变这一学术思潮的转型问题，从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佛教经典的传译以及般若学与涅槃学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等角度进行了论述。通过这几方面的阐述，试图揭示这种转向的思想特点、佛典传译根据、社会历史原因以及思想转向的历史意义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