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晚期兴起以来虽然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然而这一领域名家辈出,学术成果丰硕,影响深远。相对而言,霍华德·威亚尔达是政治发展研究的一位后起学者。先是作为一名学生,后作为一位学者,他见证和参与了政治发展理论兴起、鼎盛、批评、反思和转变的全过程。威亚尔达的政治发展研究虽然涉猎广泛,但是法团主义是他一以贯之的研究维度,是他的研究特色,也是他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最大贡献。研究威亚尔达的政治发展理论有助于我们洞悉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演进的来龙去脉,同时可以帮助我们把握政治发展研究的未来走向。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发展理论被发展主义范式所支配。事实上,威亚尔达早期也是发展主义的信徒。但是,随着发展主义假设在发展中国家的失效,威亚尔达通过对伊比利亚—拉丁美洲政治的研究认为它们有不同于西欧、北美的独特发展模式,他称之为“法团主义模式”。在威亚尔达看来,伊比利亚—拉丁美洲的法团主义不仅是一种按照功能性团体组织起来的利益代表体系,更是深深镶嵌于这一文化区域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之中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威亚尔达虽然主要考察了伊比利亚—拉丁美洲政治发展的法团主义模式,但是他并没有排除这一模式对其他地区的适用性。他把法团主义分为自然法团主义、意识形态法团主义、政制法团主义和现代新法团主义四种类型,并认为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演进过程,当然也可能在某种条件下表现为几种类型的混合与重叠。政治发展理论的法团主义维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制度何以失败以及权威主义何以建立。而且,即使是在民主转型的背景下,威亚尔达也认为法团主义范式的有效性依然强大。首先,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民主巩固,排他性的、权威性的国家法团主义仍然存在。其次,社会法团主义作为一种利益代表和协调机制事实上与民主制度是相容的。所以,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转型和巩固并不意味着法团主义因素的消失,而是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演进。威亚尔达的法团主义范式强调了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并向我们展示了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事实上,威亚尔达主张在变化性与连续性、外来性与本土性之间实现某种平衡。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发展主义范式片面关注政治变迁过程中的变化性、外来性的缺陷。威亚尔达虽然是发展主义的批评者,但并不是发展主义的否定者。正如他自己多次提到的,法团主义是发展主义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他认为应该把发展主义、法团主义、依附理论等各种理论范式结合起来。这反映了威亚尔达在法团主义研究中坚持一种实用主义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态度。当然,威亚尔达的法团主义维度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法团主义概念过于宽泛、有模棱两可之嫌以及批评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但是无论如何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视角。此外,法团主义范式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和理论也颇具借鉴意义,这是因为法团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发展现实有诸多契合之处。从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的视角来看,法团主义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中国当前虽然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的显著特征,但是随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社会日益发育,社会的组织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实现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过渡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