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清代“碑学”1的综合研究，多从时代因素和经典碑学理论入手，结合经典碑派书家的个案，论述较为宏观。本文试图通过大量清人对北碑2的评价和取法实践，从接受学的效果史、阐释史和影响史方法入手，分期考察清人对北碑的态度、认识、实践规模和创作取向，初步整理“碑学”的发展历程和演进脉络。第一章主要论述在清初的“尚妍”书风和雅正的文字视角下，清初文人认为北碑风格丑恶、刻露，加上别字、篆隶杂糅现象的影响，对北碑总体上比较冷淡。但同时，清初文人对北碑字体、书体、风格的正面认识也开始产生，一些北碑被认为具有“古意”，一些北碑因“生动”、“耸拔”并契合了帖学的审美观而受到取法。第二章从文字学入手，讲述乾嘉学者对北碑中别字、篆隶杂糅现象的态度转变，而赵体、唐碑并行的书坛风气，使更多的北碑能够契合此时的审美观。此外，邓石如、刘墉的北碑实践，阮元的两《论》也为碑学的新局面埋下了伏笔。第三章从对北碑的褒贬两种态度入手，描述了唐碑盛行之下北碑的缓慢发展，然后分析两批人对北碑的阐释和创作取向：以包世臣为首的写行书者认为北碑“跌宕”，并在取法实践上追求“骨势”；写唐楷者则欣赏并追求其“遒厚”。另外，兼涉篆隶书者如何绍基、陈介祺还从中发现了篆隶书体的笔法。第四章从对北碑字体的阐释入手，反映了崇碑贬帖和碑帖合流的两种态度；其次描述了取法北碑书人的规模扩展。在关注的北碑上，最初是龙门诸品受到推崇，随后新奇造像也备受取法，《郑文公碑》则渐渐受到重视，在光绪中期后和《张猛龙碑》同样广受瞩目。通过分析以上碑刻，可以看出同光文人对北碑风格的重视从古拙、方重向新奇、流动转变。在取法实践上，同光书人深入吸收北碑之用笔、结体，使作品面貌更加多样。本文的研究发现：1．以往碑学研究未受重视的清初、乾嘉时期，存在着一些具体的接受情况，它们对后来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铺垫作用。2．阮元之前对北碑已经有一个认识基础，阮元之后北碑也没有迅速发展，不能片面强调阮元之影响。3．在包世臣及弟子取法北碑的同时，也有其他人对北碑的评价和取法。4．对前人所认为的“咸同时期”为北碑期的说明，认为应该具体分析，理由如下：一、同治初年，学者才开始从书体上普遍认同北碑的地位；二、多数碑学名家在此时才开始取法北碑；三、同光之交，众多官员才参与取法北碑。故笔者认为同治之后碑学才较为强盛。5．清人在不同时期所关注的北碑均不同，审美观念也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