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繁荣旺盛和科学技术不断提高,机动车作为行驶工具逐渐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机动车的高速、便捷在给人们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交通事故的高伤残率、高死亡率也成为了公民人身财产利益遭遇损失的重大危险因素。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醉酒驾驶在《刑法修正案（八）》中被增设为危险驾驶罪的法定行为,以达到遏制酒后驾驶行为的目的。但是,实践中“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这一新兴罪名也逐渐暴露出来一定的漏洞与争议。一方面,许多学者对“醉酒驾驶一律入刑”的立法站位提出了质疑,每年的全国两会也都有人大代表提出醉酒驾驶“去罪化”的提案。另一方面,由于立法中并没有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入罪标准作出统一、权威的司法解释,基层司法机关对该罪的认定标准也出现了不同——有的法院认为在小区等封闭范围内醉酒驾驶不构成犯罪行为;有的法院则认为,不应考虑道路环境,只要在醉酒状态下动车、挪车便构成该罪,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应作为犯罪行为予以处理;有的法院则在考虑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标准的同时,还综合考虑交通事故后果、道路交通环境、社会舆论影响等因素,综合判断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该罪。这也导致类似案件在司法实务处理中时常出现矛盾。考察现阶段醉驾争议案例,说明仅依靠危险驾驶罪罪状已不能回应学界和实务的质疑,还需进一步从社会风险、刑法谦抑性、行为人主观罪过等视角进行法理剖析,完善该罪的内涵、外延。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保护社会法益角度明确醉酒驾驶行为入刑必要性,其次进一步明确法律条文中“道路”、“驾驶”这一些模糊定义,避免司法实务之间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然后讨论实践中对“醉酒”状态认定标准的争议,提出形式和实质相结合的醉酒认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