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新阶段,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为新时代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空间。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主要途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保持原国有股东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引入非国有股东实现股权结构调整,通过“权力的分享”赋予非国有股东“发声”的能力和影响力,充分发挥非国有股东市场化力量的积极作用,进而通过治理结构市场化推进国有企业管理市场化,实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促进企业各个层面健康发展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目的。同时,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发展指引。具体而言,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通过高投入、高积累实现,资本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其次,随着我国经济步入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新常态”,推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发展需求提出要平衡杠杆率来降低整体经济的金融风险;再者,在经济发展傲人的增速背后,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隐忧逐渐显露,需要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和整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加大其资本投资、控制其杠杆区间与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对促进经济快速增长、防控金融风险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有企业呈现出投资规模减小、投资比例和投资增速下降,杠杆率加快上升、且总体水平偏高及全要素生产率偏低、增速下滑的特点。而资本投资的下降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杠杆率的攀升也提升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全要素生产率的低下同样能够降低企业的创新能力。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做强做优做大,也抑制了经济增长、放大了金融风险及阻碍了高质量发展。因此,在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关键因素的非国有股东在国有企业资本投资、杠杆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等层面对企业的治理效应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混合寡头模型分别与Euler投资方程模型、Melitz-Manova模型及理论演绎法的整合框架推理论证了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持股与企业资本投资、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然后以2008-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公司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关系和持股比例进行手工整理,构建包含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和国有股东持股比例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理论分析得到的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资本投资、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有效增加。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国有企业资本投资越多。实证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资本投资显著正相关,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国有企业的资本投资;且这一显著关系的作用机制表现出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融资约束显著正相关、非国有股东治理和企业融资约束的交乘项与企业资本投资显著正相关,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通过有效缓解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资本投资的增加。同时,在基准检验的经济后果分析中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和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交乘项与企业投资不足显著正相关、但与企业投资过度不存在显著关系,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驱动的国有企业资本投资增加显著改善了企业的投资不足,但也未造成明显的过度投资,即非国有股东治理水平的提高有效促进了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资本投资仅在竞争行业中表现出显著正相关、而在垄断行业中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表明与垄断性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股东治理更有利于竞争性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增加。（2）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显著降低国有企业的高杠杆。本文同样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国有企业杠杆率下降越快。实证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杠杆率显著负相关,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高杠杆;且这一显著关系的内在机制表现出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短期杠杆率显著负相关、而与企业长期杠杆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高杠杆的降低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股东通过发挥治理作用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短期高杠杆、而对企业的长期高杠杆依然作用有限。（3）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依然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越多,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越快。实证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行业竞争层面,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仅在竞争行业中表现出显著正相关、而在垄断行业中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表明与垄断性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股东治理更有利于竞争性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在市场化进程中,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仅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出显著正相关、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表明相比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国有企业,非国有股东治理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政府行政层级方面,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仅在地方国有企业中表现出显著正相关、而在中央国有企业中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表明相比中央国有企业,非国有股东治理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地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非国有股东发挥治理也面临着一些现实挑战:即非国有股东治理主要面临着来自国有部门、国有企业管理者与国有企业员工等相关利益群体,国有资产经营激励机制、国有企业领导者容错机制与股东之间互信机制等落后制度建设及民众担忧等方面的阻力。本文的研究对“新时代”和“新常态”背景下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应持续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以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融资体系、财务和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及创新驱动发展体系的有效结合为主导来促进相互之间的高度协同发展;同时,应进一步放松不完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垄断领域管制力度,推动宏观治理环境进一步改善,大力在中央国有企业层面探索更有效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举措。具体来说,在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时,可以通过公开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组建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设立国有企业改革基金及员工持股等方式引入非国有资本,进一步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监管体制、国有企业经营者市场化选聘机制和激励机制及产权保护制度来保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顺利推进。相比现有文献,本文的研究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创新与价值:一是本文通过分析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资本投资、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丰富了深入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时非国有股东的治理效应研究。二是本文通过检验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关系,拓展了国有企业资本投资影响因素的现有研究。三是本文通过检验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关系,深化了降低国有企业高杠杆主要因素的文献研究。四是本文通过检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内容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五是本文通过分析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也进一步拓展了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研究。然而,本文也存在诸多不足和不妥之处,未来可能的研究主要有:一是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更大样本的研究。本文在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的非国有股东治理效应时,只运用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对非国有股东治理在企业资本投资、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层面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未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国有企业数据进行分析。二是从非国有股东控制权配置视角出发进一步探究非国有股东的治理效应。本文在测度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非国有股东治理水平时,主要从非国有股东的股权结构进行度量,并未从控制权角度进行定义;然而,由于市场结构的不完善,在一些国有企业中股权和控制权还存在非对等配置的可能。三是将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分为内部约束与外部约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本文在分析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作用机制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是企业投融资的重要因素,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壮大。四是从国有企业脱离办社会职能角度检验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杠杆率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在进行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关系研究时缺乏企业异质性分析,由于国有企业的办社会职能是导致其高杠杆的主要原因,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在去除办社会职能后,其行为可能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