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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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给付愈发成为政府履行服务职能的主要方式之一,并频繁地进入司法审查视野,然而我国行政诉讼中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方法难以实现对行为的实质性审查和给付权利的实效性救济,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突破既有合法性审查制度的现象,主要体现为审查对象不限于行政给付行为、审查依据不限于法律法规、审查强度不限于合法性等问题,以及在实体上不能实现行政给付行为合法性保障与私人给付权益救济实效性的问题,主要源于行政给付行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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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给付愈发成为政府履行服务职能的主要方式之一,并频繁地进入司法审查视野,然而我国行政诉讼中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方法难以实现对行为的实质性审查和给付权利的实效性救济,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突破既有合法性审查制度的现象,主要体现为审查对象不限于行政给付行为、审查依据不限于法律法规、审查强度不限于合法性等问题,以及在实体上不能实现行政给付行为合法性保障与私人给付权益救济实效性的问题,主要源于行政给付行为法律保留强度较弱、行为形式和权益内容复杂以及合法性审查与争议实效性解决之间存在冲突等特点,相较于传统秩序行政行为具有特殊性。对于这些问题,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呈现混乱和不一致的状态,需要予以厘清。根据学界对行政给付行为审查和给付诉讼的现有研究,发现给付诉讼中可能存在三种完善进路,分别为德日给付诉讼制度中的主观请求权审查,德国行政诉讼中针对补贴行为的公私法行为分阶审查,以及对法国越权之诉和完全管辖权之诉中体现出的对合法性审查进行完善的进路。其中,公私法行为分阶审查因其自身的适用缺陷而被摒弃;主观请求权审查与我国行政诉讼基本框架存在抵触,且适用空间有限,易导致权利基础认定错误、主观解释空间过大等问题,难以保障给付权利实现的正当性;相对而言,通过法律关系视角的指引,对既有合法性审查方法进行完善,既能恪守我国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又能通过公私利益的平衡、联结以强化对私人权益的关注,因而可以涵盖对给付权益的救济需要,针对性地解决行政给付行为审查的问题,具有可行性。在具体的完善进路上,应明确行政给付行为作为审查核心对象,恪守合法性审查的基本原则,并可以强化原告给付请求对合法性审查的指引。此外,扩充行政给付行为审查的理据,明确宪法规范、下位法规范、软法规范以及具有实质规范效力的行为作为审查理据的效力,以增强行政给付行为实质合法性审查的可能。再者,深化行政给付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强度,强化裁量收缩,基于规范解释进行合理性审查,并强化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其次,强化对私人给付权益的尊重与证成,以给付法规范解释下的公共利益范畴作为给付私益的证成基础,扩大规范解释区间,强化规范目的指引以及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以扩充规范解释下公共利益范畴内的私益区间及其证成可能。最后,强化合法性审查与实体给付的关联度,根据行政给付法律关系中双方的实体主张分配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并依据给付权利义务的特定程度选择适用履行判决或给付判决,以强化行政给付行为审查的实效性,促进给付纠纷的实质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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