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观只是探讨怎么译,怎么译得好,译者最好是“画家”,“模仿者”,“复印机”,能完全写出原作的意义、思想和精神。翻译研究只注重语言层面的转化,忽视了语言以外的差异性,尤其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的研究视角加入了语言以外的种种因素,在这一影响下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受到重视并逐渐增多。生态翻译学从生态学视角来研究翻译,是一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交叉研究,它的理论基础是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该理论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为指导,倡导以译者为中心,将翻译的过程定义为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过程。“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译语和译语文化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生态翻译学为译品的产出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该理论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综合考虑了翻译过程中的多种因素对翻译文本产生的影响,如语言、社会、文化和交际等,这是一个从新的角度描述和解释翻译过程的理论。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依据,研究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在《老残游记》两英译本中的体现,通过对国内外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总结发现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可以归纳为三点：受动性、目的性、创造性。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翻译以译者为中心分为两个阶段,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和译者的“适应性选择”,第一阶段译者要受原文本,读者等因素制约,经分析译者主体性下的受动性体现于此,在第二阶段,译者出于一定目的对文本进行不同的解读,选择符合其目的的翻译策略,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做出创造性的转换,产出合格译本。经分析译者主体性下的目的性和创造性体现于此。为了进一步考察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内涵,笔者以晚清时期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游记见闻类文本《老残游记》两个英译本为例进行具体的对比分析,第一个译本是杨氏夫妇的The Travels of Lao Can(1947),第二个译本是哈罗德·谢迪克(Harold Shadick)的The Travels of Lao Ts’an,分别探讨了杨氏夫妇和哈罗德·谢迪克在翻译《老残游记》的过程中是如何发挥各自主体性的,两位译者的主体性在各自的译本中是如何体现的?从而进一步验证译者主体性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体现。笔者结合案例对比分析发现：译者的受动性表现在以译者为中心的第一个翻译阶段,杨氏夫妇和谢迪克均受到目标语读者和原文本的制约,如：杨氏夫妇受目标语读者的制约,为了使其更好地接受其译本,将原文中涉及到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谋杀案大量省译,牺牲了文本的完整性,而谢迪克同样受目标语和源语文本的制约,为了满足那些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有同样兴趣爱好的目标语读者,将原文中出现的所有拟声词直接音译,牺牲了译语的通顺自然性。译者的目的性和创造性表现在翻译的第二个阶段,杨氏夫妇和谢迪克都出于不同的目的对原文本进行不同程度的解读,出于不同目的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如：杨氏夫妇为了迎合目标语读者而主要采用归化,而谢迪克出于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喜爱,意图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而主要采用异化。译者的创造性体现在他们在语言维(句子结构和诗歌)、文化维(习语和文化词)和交际维(有意误译和称呼)进行的不同程度的转换,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主体性,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优秀译本。本文末还对二位译者的翻译策略进行了总结,以期给后来的研究做些参考。本论文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拟解决的问题。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综述,第二部分是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综述,第三部分是《老残游记》研究综述。第三章为理论框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生态翻译学的相关概念,第二部分探讨了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体现。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以《老残游记》的两英译本为案例,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对比分析杨氏夫妇和谢迪克在各自翻译过程中是如何发挥译者主体性的。本章共分为四大部分：译者的生平及双语能力、译者在翻译的选择性适应阶段体现的受动性、译者在翻译的适应性选择阶段体现的目的性、以及在此阶段体现的创造性。第五章总结了两译本各自的特点并归纳了两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探讨了本论文的研究发现及存在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