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成为支撑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关键所在。但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收益率却持续升高,相关准入门槛也逐渐降低,而企业的创新活动却回报周期漫长、不确定性较大。这就使得企业对实体的投资意愿大幅降低,实体企业越来越多的将资金投资于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资本留滞在金融体系内。实体企业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投资占其资产总计的比例逐步增加,这也就是企业金融化的具体表现。那么企业金融化究竟是会改善企业资金流动性、促进创新,还是会占用创新的资源,这成为了 一个迫切的学术研究方向。因此,本文深入探讨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及作用机理,并重点研究产业政策对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首先,从理论上对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介绍,结合前人的研究,提出研究假设。此外,本文对我国制造业进行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水平逐渐升高,创新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之后,在实证部分,本文选取企业当年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之和加1再取自然对数衡量创新产出,以研发投入占资产总计比例衡量创新投入,以金融资产占企业资产总计的比例来反映企业金融化程度,建立相关模型,对我国A股制造业企业2009年-2019年的财务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并进一步研究了企业和产业层面上金融化与创新的异质性结果。研究结果如下:第一,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挤出企业创新,在区分长短期金融资产后,长期金融资产依旧存在显著的负效应,但短期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不再显著。第二,产业政策支持能够削弱制造业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投入、产出的负面关系,产业政策支持表现为两者间负面影响的“拦路虎”效果;且中央、地方产业政策协同支持能够更为显著的削弱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创新间的负面关系。第三,进一步分析得出,“资金蓄水池”机制对企业金融化与创新存在遮掩效应,“资源挤占”机制对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表现为间接中介效应。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来说,企业金融化作为平滑风险和流动性储备手段的诠释力度较弱;企业金融化更多是由于管理者短视和进行投资替代的结果,这会占用原本用于创新的资源,从而削弱创新。最后,针对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第一,应推进金融行业的改革进程,拓宽融资手段,提高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改善实体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第二,应推进产业政策对我国企业创新的优化作用。第三,要充分发挥国家和省级产业政策的共同支持对企业金融化和创新之间负效应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