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是一个国家长期性、战略性和基础性问题。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1.3的极低水平,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突出,社会劳动力供给减少容易引发政府财政失衡和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压力等问题。为了提高生育率,国家先后实施“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但出生人口数量并未取得预期效果。2021年5月31日,国家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然而2022年人口却出现了负增长。三孩政策遇冷,如何提升育龄主体生育意愿是当前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女性公务员群体属于高知女性,该群体数量庞大且得到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保障,提升女性公务员生育意愿,具有人口素质和生育率双提升的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成都市L区为例,采用文献研究法、半结构式访谈法、扎根理论和比较研究方法,选取40个女性公务员对生育意愿现状和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同时为了凸显女性公务员的生育意愿,还选取40个女性非公务员访谈样本,作为参照研究。研究发现生育意愿现状方面:意愿生育数量为1个的女性公务员受访者占比超过50%;女性公务员受访者理想的初育年龄范围集中在26-30岁之间,孩次间隔意愿生育时间集中在3-5岁;女性公务员受访者生育1孩性别无偏好,生育2个孩子的女性公务员在意愿生育性别方面更偏好1儿1女或2个女儿;女性公务员受访者生育目的主要是陪伴孩子健康成长,减少独生子女孤独感和义务责任。影响女性公务员生育意愿的因素主要有: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个人因素:生育意愿随年龄增加而降低;职业发展上升空间大的女性公务员,生育意愿低;缺乏时间陪伴孩子的女性公务员,生育意愿低。家庭因素:存在儿童照料困难的女性公务员生育意愿低;过重的养老负担,弱化了女性公务员生育意愿;住房通过高额的房贷降低女性公务员幸福感,进而影响女性公务员生育意愿;经济收入越低,女性公务员生育意愿越低。社会因素:少生优生新型生育观念弱化了女性公务员生育意愿;教育支出越高,女性公务员生育意愿越低;育儿政策支持力度较弱,不能有效缓解育孩压力,降低了女性公务员生育意愿;医疗保障不足,增加了女性公务员生育成本,进而弱化生育意愿。以上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女性公务员群体“不敢生”“生不起”问题。为了提升女性公务员的生育意愿,研究认为,应该从职业发展保障政策,完善托幼服务发展,提供育儿津贴,完善育儿假,教育改革,完善住房福利政策,加强医疗保障和构建新型生育文化,打造友好生育环境,解决女性公务员生育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