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这种成就来源于我国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刺激性投资,不是能持续保持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同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大国博弈日渐升级等因素,导致我国科技发展频频面临“卡脖子”困境等问题,致使我国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微观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科技创新的关键载体。数字时代带来了诸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并逐渐加深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强化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市场间的连通,提升创新效率,拓展创新空间。相比于之前的产业革命,中国企业在此次信息革命中的发展与国际基本同步。面对这一重大机遇,中国企业应该利用好国内巨大的市场及政府不断实施的创新发展举措,把握好“弯道超车”的机会窗口,将积累多年的技术经验转化为自主创新,进而实现跨越式发展。近年来,国家频频出台针对企业的帮扶政策,通过减税降费、促进人才引进、打造科技创新平台等方式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在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创新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本文以宏观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为视角,梳理了前人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市数字化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并提出三个理论假说:①数字化发展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激励作用;②城市数字化发展通过企业融资约束、全要素生产率和政府治理效率三种机制促进企业创新;③城市数字化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对不同企业具有异质性影响。实证方面,本文以住建部于2005年、2006年和2007年实施的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政策为切入点,将其视作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2002-201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政策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的专利申请总数,这意味着该试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变更回归模型、排除创新意向较低的企业样本、安慰剂检验、识别其他政策干扰、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估计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本文实证研究及核心结论具有一定的可靠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政府治理效率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试点政策对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科教水平较低城市的企业和高科技行业企业的创新水平影响更大。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①加快城市数字化发展,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加深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基础,要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方式变革,赋能企业创新发展。②改善企业经营及创新环境。通过引导技术创新市场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政府部门监管效率等方式优化企业研发创新环境是《十四五规划及2035远景目标》明确提出的发展方向,只有通过优化制度、改善企业创新环境,从根本上激发企业创新热情,才能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增加创新产出。③有针对性的推行政策的实施,这样可以扩大政策影响面、提高政策普惠程度,同时构建与数字化发展相适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健全各种制度规范,进而提高政策实施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