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坦布尔城市发展进入快车道。城市规模迅速扩张、人口大幅上涨、“城市病”凸显。特别是棚户区的大规模出现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棚户区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则与土耳其政府、伊斯坦布尔市政府所采取的对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历经七十余载,伊斯坦布尔的棚户区治理效果不尽人意。如何协调伊斯坦布尔城市发展与棚户区治理之关系是市政府无可回避的课题。本文将以伊斯坦布尔棚户区的形成、发展、治理为线索,探究自1950年至2010年,棚户区成因、影响与治理成效。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三部分。首先。分析了伊斯坦布尔棚户区形因。棚户区的出现和蔓延是移民不断迁移的结果;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传统经济和职业类型的变革促使移民涌入伊斯坦布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土耳其政府执行的城市发展“优于工业化”,城市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器”政策的引领下,土耳其成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大城市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大城市优先发展的政策为伊斯坦布尔创造了许多就业岗位,又由于城市工资报酬、社会福利等成为农村移民的拉力。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农村衰败成为农民进城的推力。在拉力与推力的交互作用下,伊斯坦布尔人口剧增,城市住房价格攀升,高额的房租使人望而却步,棚户区应用而生。其次,分析了伊斯坦布尔棚户区现状、特点与问题导致的不利影响。受经济影响,伊斯坦布尔棚户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周围,人口和定居点围绕城市中心区域呈散状分布;通过论述市政府对伊斯坦布尔棚户区的数次改革和治理,揭示当今棚户区问题的表现和影响,如棚户区居民为融入城市生活,身份特征的不断变迁,以及面临的住房质量、公共医疗、基础设施及因生存导致的与政党之间的关系等严峻局面。再次,从市政府与国家双层治理角度,阐述棚户区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市政府的具体治理措施:政府将“775号”法案作为初次治理棚户区的尝试,然而实施方法过于激进,受政治团体、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制约,治理效果不佳;后续政府采取“大赦”,以及颁布5216号“城市自治法案”和“城市更新法”等数项法案,采取相对缓和的保障性住房和民生领域的治理措施;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有些措施仍与民主化、现代化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最后,对政府治理的成效进行了客观评析。自棚户区出现伊始,政府相继在“保住房、保就业、保基础”等多领域持续发力,虽治理成果与原计划有所错位,但瑕不掩瑜。迈入新千年,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对棚户区的重视程度、政策倾斜力度以及公共领域的投资均较20世纪上升一个台阶,阶段性成果明显。然而,纵观整体取得的效果,治理体系背后仍存在权责不明、效率低下、居民诉求得不到应有重视等弊端,棚户区问题治理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