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变迁研究面临着理论与现实双重困境。理论层面,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现代性和学理上的定位不确定增加了其变迁研究的复杂性；现实层面,在改革本身成为社会惯性的时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体形态缺乏完整的生命历程记载,要想对其进行结构性的变迁刻画十分困难。这双重困境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变迁研究成为了组织领域中的历史遗留问题。然而,各地基于“地方性知识”蓬勃发展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践日益增加了其理论诉求。本着对农民命运的关心和农村发展的关注,笔者重拾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尝试在“组织-社会”框架下,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视为“准组织-草根组织-正式组织”的合作组织连续统,置于鄂西梨村自新中国成立六十年间(1949-2009)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场域,描述组织类型的变迁特点,探索组织变迁的多重逻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指农民基于自愿、民主、平等、互利、互助价值,建立在经济领域内的、表现为“准组织-草根组织-正式组织”的合作组织连续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有着丰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态,其中,准组织,指农民的一种互助联合行动；草根组织指民间的经济互助团体；正式组织主要指官方成立的或得到官方承认的合作组织。具体表现为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联合社、生产合作社、互助组、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再分配时期,民间的、非正式的农民合作互助行动(准组织)逐渐被官方的、正式的合作组织所取代。尤其是在生产领域,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农民合作组织的性质逐渐异化,自愿互利的农民合作最终变成了国家主导下无奈的集体劳动。这是一时期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国家战略中扮演着改造农业、消除经济部门间矛盾的重要角色；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成为集体主义的代名词；在农民的视野里实际是摆脱贫困谋求生存的生产方式和庇护伞,正是这多重身份对合作原则的碎化叠合促成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态的迅速升级。转型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呈现多元化特征。正式组织中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转制成为企业,后又调整方向成为涉农服务组织,但不具备合作组织性质；草根组织中基于国际合作社原则建立的不同类型的新型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等组织复兴；基于初级群体关系的互助合作行动在改革初期复苏,但随着市场发展,逐渐被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交换行为所取代。出现这种组织变迁特征的动因在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多重身份逻辑的叠合认同：经济上市场机制介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倾向于成为追求自身利益的市场主体；政治上乡镇体制改革、村民自治完善、村庄精英多元化使得其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意识形态上的去政治化和经济话语霸权的确立,使得其不得不考虑农民的功利追求；农民参与行动中的差序格局理性化特征,使得组织内部的互惠目标难以实现。这一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多重身份系统中谋求到了功利性这一最佳的叠合认同点,组织目标的合作性为功利性所侵蚀。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呈现出由多元化到正式化和规范化的特点。准组织中基于初级群体的传统互助合作行动呈式微之势,但以“韧武器”为特征谋求经济权益保护的集体抗争性合作行动开始显现；草根组织在各地的“地方性知识”中表现为不同产业化模式的创新组织,并逐步合法化；正式组织中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逐渐转变为惠农的服务性组织,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联合会等多种不同形式的合作组织深化发展。这一阶段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国家的重新政治化中扮演着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角色,在农业产业化中日益成为合作社一体化模式中的重要中介组织,实现政府、企业、农民、村委会和合作社五种力量的整合；在农民那里也日益成为保护自身合法经济权益、利用“韧武器”增强政治参与和合法抗争的重要组织平台；这三重身份与合作原则实现了叠合认同,是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得以生根发展的重要动力。本研究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置于“组织-社会”分析框架,组织嵌入社会,在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多重社会子体系中,具备多种异质性的群体身份资格,须按照各自的逻辑进行行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变迁的动力来源于其寻求多重身份与合作原则的叠合认同,即具备多重身份而又不丧失合作原则的独具特征,成就其“多元一体”格局。在研究方法上,方法论上追求求同法、求异法与求全法并存；研究方式上注重量化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研究技术采取文献法、调查法、个案法与口述史等资料多元印证,以突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变迁资料存量有限的现实困境。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变迁的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经历了合作原则被意识形态碎化叠合、被功利逻辑碎化叠合两个阶段后,正逐渐趋于回归合作原则与多元身份叠合的“多元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