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机制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规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国家再分配权力与市场机制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所以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界定,必须嵌入“国家与市场”这种双峰模式的因素。我们研究认为：作为连接“市场”与“国家”载体的住房,其构造中产阶级的作用由于“双峰分层模式”的嵌入得以强化,在中国无论市场体制还是再分配体制,住房都是社会经济分层的重要指标。由于中产阶级的诞生经历着两条道路：内源式和外生式,这两种身份产生方式都与住房层次具有较强的统计相关性,在此笔者借用波尔坦斯基提倡的第二种研究路径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内聚与排斥形式可以基于住房这一客观外在形态,并且已经成为增强其群体内聚性和身份排斥性的客观指标。在运用住房范式概括出中国中产阶级的身份后,笔者研究发现,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并非一个严格的同质性阶级群体,在类型上是一种分散多样化的群体,具体可分为：初级中产阶级群体、次级中产阶级群体、边缘中产阶级群体这三个群体,单纯的用职业、收入、学历或者主观认同的研究视角并不能描绘出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全貌；住房作为链接国家与市场因素的一种研究范式,在建构中国中产阶级的群体身份中,可以有效的整合职业、收入、主观认同和学历等单一研究范式的优势,规避其不足,分析表明基于住房建构的中产阶级具有较强的统计相关性与自我认同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出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完整身份；当前住房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内聚和排斥的主要形式,中产阶级正在把住房消费与选择嵌入到身份地位的获得以及群体的边界区隔之中,并以“区隔性”来进一步创造这一群体的身份,进而维护群体的边界。基于中产阶级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笔者认为从住房的视角国家应该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居者有其屋”；让准中产者“居者安其屋”；构建“阶层和谐”的住房体系,走出住房消费阶层断裂的困境；完善社会保障,进行第二次房改,以此来扩大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进而维护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