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面临着严重且复杂的农村贫困治理难题,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级政府和全国人民坚持不懈地长期开展贫困治理工作,到2020年,农村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也为国际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绝对贫困的消除并非减贫道路的终点,相对贫困依然存在,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地区的深层次矛盾仍然突出。然而,目前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更多关注收入层贫困,对支出端考虑较少,事实上除去低收入人群之外,刚性支出型贫困家庭亦为不可忽视的贫困群体。因此,农村刚性支出型贫困的治理研究对我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有着重大意义。本文聚焦农村家庭刚性支出型贫困问题,选取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及通城县两个县区作为案例地点,咸安区为咸宁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通城县为原插花贫困县,选取这两个县区进行调研具有代表性和可行性。文章首先分析了农村刚性支出型贫困治理的理论依据以及政策实施的现实依据,制定农村刚性支出型贫困认定标准。采用实地问卷调查与入户深度访谈的方式获取农村居民2020年家庭基本信息以及经济方面收入与支出相关数据,借助STATA软件对调研所得444份家庭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探究农村刚性支出型贫困总体现状,探索目标群体在收入、支出、家庭、户主等方面的特征。其次,描述案例地有关农村刚性支出型贫困治理的措施,进一步找出农村刚性支出型贫困治理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缓解农村刚性支出型贫困治理困境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农村贫困治理提供理论框架支撑与现实政策参考。通过对咸宁市进行实地调研及深度分析,文章发现农村刚性支出型贫困治理存在三方面问题:第一,治理程序不够完善,包括认定标准存在模糊之处,治理形式多数为资金帮扶,缺乏其他形式的针对性帮助,政策运行上不够规范以及治理时效性不强,农村医疗方面健康体检工作滞后。第二,配套保障机制缺失,包含刚性支出型贫困治理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主要以地方财政为主,紧急程序难以实行到位。第三,治理主体缺乏合力,包含各方职责不明确以及贫困个人脱贫能力薄弱。基于此,本文提出农村刚性支出型贫困治理建议如下:第一,健全农村刚性支出型贫困治理体系,准确定位治理目标,扩大贫困治理范围,健全配套保障机制。第二,提高农户个体脱贫能力,源头治理是扶贫的重要环节,应加强农村居民的健康教育和安全知识教育,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还应加强对农户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自主脱贫能力。第三,打牢农村产业支撑基础,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完善农村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帮助农民增收。第四,优化农村金融供给方式,扩大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覆盖人群,完善小额保险小额信贷体制。第五,完善社会帮扶模式,激励造多元化治理主体参与帮扶以及创新多样化治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