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司治理研究的焦点由Berle和Means(1932)所强调的传统意义上的“股东—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向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转移,控制权私利(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简称PBC)问题已成为各类研究公司金融和公司治理文献的核心和重点。如何约束大股东的侵权行为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本论文以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利(PBC)问题为研究对象,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利水平进行测度,了解控制权私利的规模和主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重点从公司特征层面和内部治理机制层面探讨控制权私利各主要决定因素的影响机理和影响程度,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工作从层次上分为三个部分,相应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论文第一部分包括第2章和第3章。其中,第2章在介绍和评析企业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控制权市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对控制权私利的本质、度量的基本依据等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构建了一个控制权私利的理论分析框架,最后对控制权私利的度量和影响因素两方面的重要文献进行了回顾和评述。第3章分别从上市公司控制权特征、控制权市场现状及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状况三方面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制度背景进行分析。这一部分内容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背景。论文第二部分包括第4章、第5章、第6章和第7章。该部分是整个论文的核心,其中,第4章在借鉴国外大宗股权溢价法的基础上,针对国内控制权私利度量方法的不足,构建了一个适合中国资本市场的控制权私利度量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利水平进行测算,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较高水平的控制权私利,总体均值达到16%左右。第5章首先回顾从产业层面研究控制权私利行业特征的相关文献,然后通过非参数检验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的行业差异性进行检验,最后在理论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选择固定资产比重和行业竞争强度两个维度对行业特征进行刻画,实证检验了行业特征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效果。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利具有行业特征,而且行业的跨度越大,控制权私利的差异就越显著;不同行业门类间控制权私利的显著性差异普遍存在;制造业次类间控制权私利的差异性则不显著;行业特征与控制权私利差异的相关度达到17.2%,而且并未受到其他非行业因素的影响;在行业影响因素中,固定资产比重与控制权私利显著负相关,行业垄断程度与控制权私利显著正相关,这与控制权私利行业差异形成机理的理论解释相一致,但同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第6章在国内外公司特征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特有的制度背景,重点从公司层面对公司特征因素如何影响控制权私利的攫取进行了深入的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流通股股数(绝对规模)、企业规模、财务状况、股权转让比例和股权转让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等公司特征因素和股权交易特征因素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利具有显著影响;流通股比例(相对规模)、财务杠杆、代理成本等公司特征因素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利的影响则不明显;总体上,公司特征因素(及股权交易特征因素)对控制权私利的解释力比较有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可能更多地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第7章则进一步深入到公司内部,重点从公司内部治理层面探讨控制权私利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所有权安排影响控制权私利的理论阐释,本章结合分级履行出资人职责下,中央和各级地方国资委分别实际掌握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鲜明特征,着重从所有权的控制方式和结构比例两方面对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攫取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由于中央企业在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和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主导地位,中央政府对其监控力度较大,国内外相关媒体关注较多,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也相对较高,因此央企所辖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利攫取程度显著低于地方所辖的上市公司;在地方所辖的上市公司中,通过企业集团和国有资产经营机构控制的上市公司尽管也需要为维护地方经济改革的稳定性而转移资源和输送利益,但由于存在企业集团层面的利益反哺和回旋机制,其控制权私利的攫取程度显著大于地方国资委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在所有权比例小于50%的区间内,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所辖的上市公司,其控制权私利均随所有权比例的增加而一致攀升,整体大股东的利益侵占效应明显;当所有权比例大于50%,大股东处于绝对控制地位之后,由于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和利益要求的同步增强,对于地方国资委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其控制权私利攫取程度并未随所有权占比的进一步提高而自动收敛,依然保持了较高水平,呈现出利益协同的“停滞效应”。论文第三部分包括第8章,其研究内容主要是根据第二部分实证研究发现,从规范大股东行为、改善公司治理角度提出控制权私利问题的相关政策建议。主要政策建议包括:①证券监管要注重公司所处行业特征状况的分析;②在公司特征层面上,证券监管要注重公司规模和公司财务状况特点的考察;③在公司内部治理层面上,要加强债务控制效应、独立董事制度等方面的培育和规范;④在公司外部治理层面,要注重法律环境、信息披露和媒介监管的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