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的痛切反思和不屈人格以各种艺术形式呈现出来。这种现象在明末清初的绘画领域，体现为诸多画家的“法法不宗”、“我自有我法”等一系列的变法和对传统的转化上。八大山人是明清之际中国画坛上一个坐标式的人物，他以自己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笔挟风雷之气的山水画树立了一座人格与艺术的丰碑。以往，关于八大山人山水画的研究缺乏完整、准确的艺术学、美术学成果，更缺乏对其山水画艺术价值的合理判断。本文力图透过缝隙，以细节分析为手段，采用心理分析、图象研究、美术史和艺术学的方法，实现对八大山人山水画的本体性把握，弥补既往研究之不足。笔者首先立足于八大山人的生命状态与其山水画源起的关系研究，通过心理分析，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是：心理和环境的郁结，打造了八大的悲情人格；独特的人生况味，促使这种人格必须寻得一种独特而合理的排遣方式。于是，八大山水找到了山水画，本文也探索到了八大山人山水画的源起。其次，透过作品分析。笔者廓清了八大山人山水画的师承；根据八大山人山水画不同阶段的进展和艺术特点，笔者又勾勒出八大山人山水画作品“渐入化境”的四个历史分期——摹古期、风格初成期、风格成熟期、意境升华期，并揭示了每一阶段不同的进展和特点。经过研究，笔者认为，影响八大山水画风格走向的重要因素有三，一曰“心象”，二曰“儒释道”精神，三曰“传统”之“转化”。八大山人早期山水画悲愤凄凉的心象，是其心灵深处的情感——对家国大恨的耿耿于怀——的代言。正因为内心对故国的难以释怀，八大山人的作品才显现出激愤不平之意和抗争不屈之品。这，正是其“遗民思想”的核心及其在作品中的渗透。影响八大山人山水画风格的第二要素，是“儒释道”精神在他身上的集合。影响之三，在于他以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绘画天赋巧妙地转化了传统，这也成就了他山水画“空谷传响”的终极意义。“损、和、洇、拙”是八大山人山水画的笔墨特点，也是他绘画艺术的特点。中国水墨写意画的非凡成就，在八大山人这里得到了达到了时代的高峰。中国山水画的符号意味被八大山人提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山水画，能充分唤起观者的审美经验，令人产生“恍如身临其境”的感觉。他善于在画面上制造矛盾而又调和矛盾，使画面充满节奏感：他独特的“繁中置简，静里生奇”的绘画能力，使其成为中国画坛最具形式特征的一位画家。与他人相比，八大山水画达到了“物我两望”、“天人合一”的超凡境地，从而凸现出八大“无我”、“无时空”的独特“心象”；更于晚年的残山剩水、萧索荒凉中，升华出色相皆空的晶莹世界，达到无念、无相、无往的禅境。这种抛弃悲怆、郁结，解脱苦难、灾祸，摒除杂念，求得心灵与自然契合一体的“心象”，才是八大山人的人格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