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留学史上,肇始于清末的留日学生运动并不是最早的,但却是人数最多、涉及面最广、与中日两国关系最为密切、对近代中国产生极大影响的留学运动。这一规模巨大的留学热潮,对清末留日学生而言,是一场涵盖从学问至生活习惯等众多领域的首批大规模海外体验；对日本社会而言,是首次接收的最大规模的外国人文化交流团。正是因为规模巨大,期间还经历了反复的调整,对两国造成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回顾清末以来的中国近代留学史,我们可以知道,引导清末留日热潮出现的三大因素是清政府驻日公使馆、1896年首批留学生以及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一般认为中国近代首批留日学生诞生于1896年,其实清政府驻日公使馆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有组织地在国内招募适龄青年,将他们派至公使馆内设立的东文学堂学习。这批学生前往日本学习的时间更早,学成后活跃于当时中日两国外交界,为清政府的对日交涉活动作出了积极贡献。清末时期,日本作为中国留学生的接收国,其本身受“富国强兵”、“脱亚入欧”等思潮影响,正在积极向欧美列强诸国派遣留学生,因此对中国留学生前来留学出乎意料,并未看到教育中国留学生的意义。不过,受到委托的嘉纳治五郎并没有拒绝,在条件不完备的情况下,开始了对首批中国近代留日学生的教育。经过种种努力,嘉纳氏对首批留日学生的教育得到广泛认可,并受到清政府的高度评价。以此为契机,清政府奖励赴日留学,留学热潮由此蓬勃高涨。伴随着中国留学生的大批到来,日本国内接收并教育留学生的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渐次创设,其中有着接收清末留日学生大本营之称的宏文学院在教育留学生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宏文学院设置有普通科和速成师范科。普通科为使留学生掌握日语,授课时不设课堂翻译；而速成师范科由于修学期限较短,由课堂翻译协助教员进行授课。宏文学院调整留学生学习科目的时间分配,增加学生感觉困难科目的学习时间,尽可能地减轻学生们的学习负担。在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留日学生学习效果显著：普通科教育方面,宏文学院的升学率维持在较高水平；速成师范教育方面,院长嘉纳治五郎利用广阔的人脉,遍请知名学者和教员,培养的大批速成师范科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构筑起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对中国近代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社会对接收清末的中国留学生,一开始从某种程度上政府和民间都持欢迎态度。1903年蔡钧密信事件时,留学生掀起罢课运动,日本社会对留学生还是持同情态度。伴随着留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由于部分留学生不务正业,沉迷于鸦片、嫖娼、赌博等不良嗜好中难以自拔,整个日本社会对清末中国的整体态度急转直下,由友好同情一变而为批判、詈骂。1905年发生的“留学生取缔规程”反对运动,更是加剧了日本社会对留学生态度的恶化。再加上报纸、杂志等媒体推波助澜的报道,不只是日本社会,甚至中国社会内部也对留学生的在日生活进行严厉批评,留学生由此陷入内外孤立的境地。围绕着1906年清政府推行的归国留学生考试结果,日本社会发出了批评日本留学生教育学校的声音。特别是对于速成教育,人们形成了质量低下的印象。中日两国社会回荡而起的对留学生教育学校的批评之声,最终导致了清政府停派速成教育留学生。速成教育是清末留学教育的主体,速成留学生的停派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清末留学日本运动终结。从留学生和留学生教育学校的关系来看,二者本来应该相互信赖、相互依存,但事实上双方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道鸿沟来自于嘉纳与杨度的数次辩论。对留学生而言,他们对以嘉纳为代表的留学生教育学校主张的服从教育充满怀疑,怀疑其为清政府代言,对他们实行奴化教育。另一方面,嘉纳以其提出的“清国保全”、“唇齿相依”理论为指导,积极接收清末中国留学生,从事留学生教育事业。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嘉纳可以说也很难跳出日本大陆政策思想的影响。他的这种思想自然引起留学生的警惕和反对,因而两者难于形成彼此信赖的关系。从整个清末留学史的过程来看,可以说中日两国社会对留学生及留学教育学校态度的急转而下、留学生与留学生教育学校的对立关系等因素复杂地相互作用于一起,对清末留学生运动的终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今天,谈到中日两国关系,我们还经常会说一衣带水、历史悠久,有时候还能听到“同文同种”的说法,然而我们看到两国间的交流至今也仍然存在着冲突、摩擦与误解。贯穿于清末以来中日两国交流史的这一内容至今未有改变,但我们应该看到不管我们彼此对对方的态度是喜欢也好,讨厌也好,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中日两国彼此需要对方。中日两国交流事业已经跨入21世纪,希望本文研究的清末留日学生运动,能对此有些许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