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神病和疑似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实施的危害行为,一直以来得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对于精神病犯罪嫌疑人的约束与事后救济也跟着法治文明的进程写入了法律中。201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沿袭了2012年精神病人的强制性医疗以及对精神病人的保护性临时约束,而忽略了法律关于精神病认定流程中的鉴定留置规定;与精神诊断留置相关的法律法规仅出现在中国一九八九年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条列》第十四条第三项明文规定的:“诊断人依据情况有权请求依法委托诊断机构将被诊断人移送至收治精神患者的诊所住院检查和诊断。”对于鉴定时间,有无救济权力,留置效力,折抵期限等都没有详细规定。鉴定留置制度在我国属于空缺状态。《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然而在实践中,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不同,所需要的鉴定时间也不同,不计入办案期限的做法,损害了被鉴定人的人身权益,不合理的延长了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时间,也影响着后续司法程序的进行。因此,在我国精神鉴定实践中,存在着约束时间不明确,权利救济不完善,启动机制不明确,以及鉴定期间折抵问题等等。本文主要研究精神鉴定中的鉴定留置问题,首先对鉴定留置的相关概念进行阐述,鉴定留置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辨析,鉴定留置的价值,对鉴定留置的性质进行分析和界定,精神鉴定性质的学界争论,以及对性质的具体分析得出精神鉴定留置是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性措施。第二部分针对关于鉴定留置引入我国后将是否与我国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发生竞合来展开,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隐形超期羁押”、鉴定留置的监督空白以及我国现行精神病鉴定程序的监督与救济程序不完善。第三部分讲述了对域外国家优秀鉴定留置制度的考察和借鉴,最后一部分为我国刑事精神鉴定留置制度的构建。精神鉴定留置与我国强制性措施发生竞合的处理,以及对我国鉴定留置制度的设想,得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精神鉴定留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