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本研究旨在剖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下简称,基层机构）服务供给失衡的形成与治理机制,包括:1)构建基层机构服务供给失衡的测量指标,描述服务供给失衡现状;2)分析服务供给失衡的形成机制,探索服务供给对居民服务利用、质量、费用和补偿比的影响机制;3)分析多主体制度安排和政策供给对基层机构服务供给的作用机制,诠释服务均衡供给的促进及障碍性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方法】1)文献研究法。梳理卫生治理的研究进展和实践经验,总结主流研究框架和实践模式。2)访谈法和专家咨询法。选取两地政府官员、基层机构管理和医务人员等人群开展深度访谈,明确基层机构服务供给的关键主体和主体间关系。开展卫生政策学等多领域的专家咨询和课题研讨会。3)规范分析法。从多学科视角对基层机构服务属性、供给边界与治理机制进行分析和价值判断。4)现场调查法。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对我国6省36县/区的基层机构开展了回顾性调查。5)比较研究法。结合国内外相关数据和报告,丰富研究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应用价值。6)统计分析方法。分别使用广义线性、logistic回归等多种模型和主题框架法对定量、定性资料进行了分析。【结果】1)基层机构基本医疗服务范围内康复、精神卫生、安宁疗护等“结构性短板”形成的“供需失衡”、服务供给“区域失衡”特征显著。基层机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服务开展率仅为55.2%,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开展率为73.6%;外科（22.2%）、儿科（67.4%）、产科（21.1%）、口腔科（30.3%）、居家照护（8.3%）、家庭医生（36.0%）、康复（0.2%）、精神卫生（0%）、安宁疗护（6.6%）、小手术的麻醉（26.9%）、医学检验（14.3%）、医学影像（28.6%）等基本医疗服务开展率较低。农村地区基层机构疫苗接种、孕产妇保健、外科、儿科、妇科、产科、远程医疗、中医、安宁疗护、医学影像等基本医疗服务开展率显著高于城市地区,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家庭医生服务开展率显著低于城市地区基层机构。中西部地区基层机构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和孕产妇保健服务的开展率较低。东部地区基层机构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开展率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基层机构。东部地区基层机构外科、儿科、妇科、产科、远程医疗、中医、安宁疗护、麻醉等基本医疗服务的开展率较低。2)基层机构累计财政补助投入占比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范围、基本医疗服务范围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极值点分别为42.5%（P=0.023,95%CI=11.6%-51.7%）、42.6%（P=0.010,95%CI=22.4%-50.6%）。医共体建设和机构内部绩效工资比例设置对基层机构服务范围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在控制年龄、性别等变量后,回归模型结果表明:服务供给范围最高（服务项目数量分组:区间5）的基层机构所在乡镇的住院患者相比于服务供给范围最低（区间1）的基层机构所在乡镇的住院患者,基层机构住院比例增加了10.2%,县、市和省级医院住院比例分别降低了6.2%、1.9%和2.1%;30天内再入院率降低了0.45%,次均住院费用和次均自费费用分别降低了201.8元和210.2元,补偿比提高了2.3%。基层机构服务供给范围较高（区间3和4）基层机构所在乡镇的住院患者相比于服务供给范围最低（区间1）的基层机构所在乡镇的住院患者,平均住院日分别降低了0.44天和0.46天。3)当前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供给存在政策组织和政策工具的双重不协同、稳定性和力度不足等问题。上下级政府、横向政府职能部门间“激励相容”程度不高影响了各级政府的政策执行和财政投入、医保资金等资源的动员能力,出现了服务供给过程中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明确,导致了部分基层机构选择性地完成与自身资源匹配或者风险小、收益高的服务项目,引发服务项目供给失衡和患者结局差异。【结论与建议】结论:基层机构基本医疗服务供给过程中康复、精神卫生、安宁疗护等“结构性缺陷”形成的“供需失衡”特征显著,部分服务项目供给出现了“区域失衡”。基层机构财政补助投入占机构总收入比例过高可能与服务范围缩小有关。除了降低县级以上医疗机构住院的可能性,提高基层机构服务范围也有助于降低患者平均住院日、住院总费用和自费费用,提高补偿比。基层机构服务供给失衡治理的核心不仅仅在于行政部门在制度安排和政策供给中发挥主体作用,增进市场和社会参与、发挥促进和监管作用,更要制定基本的制度规则,促进整体环境的改善。建议:基层机构服务供给过程中,首先应做到居民基本健康需要导向、优化政府财政补助投入结构、补齐基层机构康复、安宁疗护、精神卫生等服务短板;其次,通过激励重构等改革加强基层机构服务能力、促进基层机构服务利用,通过患者下沉、费用控制等方式提高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治理效能;第三,提高制度安排和政策供给的协同性和稳定性、优化基层机构服务供给的整体环境。【创新与不足】创新:1)本研究提出了“制度-结构-过程-结局”的分析框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既往“结构-过程-结局”框架下进行相关研究的局限性。分析框架对于制度安排和政策供给的强调适应了我国“大政府”的国情特征,响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迫切要求。2)研究揭示了基层机构服务供给的“供需失衡”和“区域失衡”、基层机构财政投入占比与服务供给项目数量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丰富了基层机构财政投入的研究;服务范围和患者结局的关联分析揭示了加强基层机构服务范围的潜在收益,有助于基层机构服务能力提升过程中提高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治理效能,作用路径的揭示有助于从政府治理和财政投入视角探讨政府在基层机构服务均衡供给和有效治理中的边界和角色定位。不足:1)未来的研究需要收集区域内各级医院服务项目开展数量和组成结构的数据代表其对基层机构发展空间的“挤出”程度。2)筹资结构与基层机构服务范围、服务供给范围与患者结局的因果推断研究需要长期追踪数据或准实验数据进行效果评估。3)未来,应纳入服务项目的具体病种、服务量和质量,详细的人口结构数据和疾病谱进行更微观的研究。同时,应进一步开展前瞻性研究获取基层机构开展相应服务项目的成本数据和长期健康产出结局指标,对提高基层机构服务供给范围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