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文化造极”的一代,思想与文学于其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理学对诗歌的影响是尤为显著的一端。理学于北宋诞生以来,历经“濂、洛、关、闽”,于宋季终成思想界不二之主流;同时两宋诗坛亦于唐诗外另辟蹊径,完成了议论化、理性化的构建,流派竞起,异彩纷呈,可谓别开生面。这一过程中,理学直接作用于诗人思想,渗透到诗歌创作的内容、诗艺、格调、法度之中,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陈普作为朱熹的嫡传弟子,其诗歌创作与理学形成了互为表里的紧密关系,从理学视域切入,乃窥探其诗歌思想内核,把握其艺术锻造的最佳门径,亦可见微知著,发宋代“诗”“理”关系之本真,现其全貌。就内核而言,陈普诗歌的理学思想主要以三种形式具象化地展现:咏史诗、咏经诗以及吟咏自我人格的诗歌。咏史诗在儒学思维的指导下对上至尧舜,下至朱熹的历代人物进行考评,在天伦纲纪上强调正统观念、批判以佛老为代表的异端、依据天命论考量成败得失、维护“名正言顺”的纲常伦理;从“功”与“德”的关系出发,提倡“先德后功”的道德秩序,对文学事业展开批判;同时作者以全维度的视角审视历史,往往翻转问题的侧重面,在儒学视野的关照下亦有独到的论断。咏经诗将经、子“被之诗声”,围绕“心性”、“德”、“仁”等观念展开,以七言绝句的形式阐述《大学》《中庸》《孟子》《论语》《毛诗》等儒学经义,将程朱一脉的理学思想尽数道来。吟咏一己之人格的诗歌从三方面体现了诗人的理学人格:在家国大义的层面上突出“臣事君以忠”的气节以及华夷有别的民族观念;强调“任重道远”的责任意识,主要表现为“公天下”的担当及续接斯文道统的使命感;于个人行为而言,基于“义与之比”的原则,明确“先义后利”的利义观,“用行舍藏”的仕隐理念等等。与遍布理学因子的思想内核如出一辙,陈普的诗歌构建亦可谓缘道而生,呈现出典型的理学风格。基于“风雅比兴”的儒学诗教以及理学家“文皆是从道中流出”、“作文害道”的文道观念,陈普的诗歌语言质朴平实,少雕琢打磨,缺乏音韵美、文字美,几乎仅以论述的形式展开诗歌,表现手法亦单一,一言以蔽之,即“淡薄寡味”。同时服务于阐述义理的目的,其诗歌又带有强烈的议论性、说理性。这两点可谓普遍性的理学诗风,在理学家的诗歌中随处可见。除此之外,陈普的诗歌亦有其独到之处,主要亦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陈普诗歌带有大量自注,集中于咏史诗。其自注篇幅较长、种类单一,作者借此为诗歌提供庞杂的补充材料,抒发自己独到的史论,带有知识化、论述化的特点,与诗歌互相生发,完整了诗歌的表达功能,形成了“诗注互补”的良性互动关系,为一般理学家所不具备。其背后亦是出于服务儒学思想的目的,恐义理不能尽由诗歌道之。第二,受宋代诗坛诸多流派的影响,陈普的诗歌亦披上了文学的外衣,于诗法上借他山之石以阐性理之思,集中体现在对江西诗派表现手法的吸收。此外,出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考虑,本文亦对陈普的生平经历及其创作进行了一定的考述,以期对其诗歌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