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国资委和各级政府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改革,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政府放权的经济后果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目前关于政府放权相关经济后果研究主要从投资决策、财务业绩、企业价值以及高管薪酬等几个方面展开,现有的文献尚未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切入对政府放权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理论上,政府放权的经济后果主要分为“政府干预观”和“代理冲突观”两种观点。“政府干预观”强调政府放权降低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实现了决策权的下放,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管理层的专业性、雇员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及盈利能力。“代理冲突观”则强调,随着政府放权程度的增加,国有企业相关代理成本显著上升,加重了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当代理成本的增加大于干预成本的降低时,相关代理成本会对政府放权的经济后果产生消极的影响。可见,有关政府放权相关经济后果以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目前远远没有达成一致。基于此,本文拟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切入,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深入研究政府放权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相关具体问题包括以下三点:第一,以金字塔层级作为国有企业放权程度的替代变量,检验政府放权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第二,在外部市场态势不同的情况下,检验政府放权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在“牛市”或“熊市”中是否存在差异?第三,本文还将在拓展性研究中深入分析政府放权影响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具体作用机制。本文以2004年-2017年沪深A股所有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将负收益偏态系数NCSKEW、收益上下波动比率DUVOL作为股价崩盘风险的衡量指标,同时将金字塔层级作为国有企业放权程度的替代变量,深入研究政府放权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金字塔层级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表明政府放权程度越高的企业,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更大。第二,当外部市场态势整体处于“熊市”时,政府放权与国有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第三,本文发现金字塔层级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以及非效率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政府放权程度越高的国有企业,相关的代理成本越高。同时本文区分内外部的监管机制,发现在独立董事比例较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财务分析师跟踪较少的分组中,政府放权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从侧面反映出较好的内外治理机制可以有效缓解国有企业的代理问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代理成本,发挥相应的监督和治理作用。总而言之,本文的研究结论进一步为政府放权的“代理冲突观”提供了新的解释。在理论层面,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角度为政府放权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进一步丰富政府放权的相关研究;有助于从政府放权的视角为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进一步拓展了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研究。同时,有助于拓展政府放权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具体作用机制,并为“代理冲突观”提供了相关经验证据。在实践层面,学术界普遍认为政府放权可以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通过本文的发现,如果国有企业在政府放权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完善企业的治理机制,那么政府放权的积极影响会被代理问题抵消。因此,国有企业在实施放权改革的同时,仍需及时完善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机制以及投资决策的管理机制。同时国有企业可以适当提高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占比,增加外部财务分析师对国有企业的跟踪,适当提高外部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本文的结论可以启示政府在放权过程中,必须优化对高管的激励和监管,完善国有企业内外部的监管机制,实现放权和监管相统一,促进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的长远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