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研究以原作为中心,注重标准的厘定和对标准的遵守。文化学派的兴起使得翻译研究经历了一场范式革命,翻译现象被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审视,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受到重视。翻译研究文化派的典型代表勒费维尔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进行的重写,并且指出操控文学翻译的重要因素,即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因素,诗学和赞助人两个因素也都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它们的关系密不可分。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来限制和引导重写者的再度创作,他(她)往往会根据个人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本文以勒费维尔的重写理论为理论支持,试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过程的操控,并采用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从意识形态对源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的操控两个方面,阐述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浮生六记》英译过程的操控。本文主体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回顾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阐述了“操控学派”和勒费维尔的翻译重写理论。第二章,首先介绍《浮生六记》及林语堂和谢利·布莱克的两个英译本,然后主要借助勒费维尔的翻译重写理论,阐明意识形态对源文本选择的操控。林语堂独特的人生观和文学观对其选择翻译《浮生六记》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谢利·布莱克受当时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了满足西方读者对“东方形象”的期待,选择翻译《浮生六记》。第三章则在介绍韦努蒂的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观之后,阐述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选择的操控。林语堂中、西结合的文化观使得他选择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试图将中国的独特文化介绍给西方国家读者。而谢利·布莱克则顺应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西方文化为中心,在翻译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归化策略,使其译作更容易被西方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本文通过个案分析发现,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受意识形态(包括个人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影响译者翻译行为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指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有时也包括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是孤立的发挥作用,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其中的一种意识形态会居于主导地位。而两种意识形态的交互影响,导致了译者翻译行为的变通以及翻译结果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