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缔约权制度存在不足是学界共识,诸多学者已为此提出了宝贵的建议。然而,完善我国缔约权制度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理念?这些理念应该如何准确地获得?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缔约对象之一的美国如何运作?美国的经验对我国有什么启发或借鉴意义?在研究完善我国缔约权制度方面,哪些问题尚未得到我国学者的充分重视,甚至被忽视?作为完善我国缔约权行使的一个重要努力,2017年由原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缔结条约程序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有何亮点?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更好地完善中国缔约权制度,恰当地借鉴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缔约权制度,以及更高效地与外国进行条约谈判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对外关系法是研究如何完善我国缔约权制度的一个恰当视角,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恰当地理解缔约权中特殊的利益平衡要求。对外关系法的兴起表明,与以往侧重效率不同,一国开展对外关系越来越多地重视法治。尽管如此,同纯粹的国内事务方面相比,效率价值在对外关系方面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当然,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缔约权在发展与完善的过程面临的法治与效率之间的平衡要求是不一样的。美国的贸易代表（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和“快车道（Fast Track）”程序/贸易促进权限（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TPA）程序体现了美国在本国国情下,为协调贸易谈判中的法治与效率所做的努力,这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我国的缔约权制度应该在我国整体法治化以及对外关系法治化的背景下进行理解。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的颁布是我国为实现缔约权行使法治化的重要措施,同时,效率也是该法追求的重要价值。然而,由于受到1982年《宪法》的制约,《缔结条约程序法》存在许多不足,这些不足从整体上说,体现在对法治价值的重视不够。我国国际法学者为完善缔约权制度已经提出了许多建议,但现有的研究较少从对外关系法的角度,或者说,从协调法治与效率的层面探讨我国缔约权制度的完善。我国整体法治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中国全面地参与国际体系对于协调缔约权行使中的法治与效率价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对提高缔约权行使的法治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缔结条约程序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它针对谈判机制与审议内容所做的规定与美国的USTR和“快车道”程序/TPA程序,虽然从制度形式上显有不同,但从功能上说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讨论对外关系法治价值的变迁与缔约权行使的法治化趋势,旨在为其他各章的研究提供分析框架。第二章研究美国“贸易促进权限”（TPA）程序与缔约权的行使,旨在通过详细考察TPA程序的源起与发展,从权力的角度揭示美国缔约权制度如何试图实现法治与效率的平衡。第三章研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与缔约权的行使,旨在通过详细考虑USTR的源起与发展,从机制的角度揭示美国缔约权制度如何试图实现法治与效率的平衡。第四章研究中国缔约权制度的法治化状况,旨在从对外关系法的角度,通过回顾《缔结条约程序法》的制定过程、主要内容以及案例揭示我国缔约权制度在平衡法治与效率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我国缔约权完善的方向。第五章研究我国缔约权的进一步完善,旨在结合美国缔约权制度的经验,以及通过原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缔结条约程序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讨论我国缔约权完善中两个值得特别关注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