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面临日本全面侵华的巨大威胁和抗击日本侵略的严重斗争。与日本不懈斗争和争取国际援助的“双管齐下”政策，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作重心。这个时期是蒋介石(以下简称蒋氏——笔者)多元化外交体系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蒋氏以外交人员的多元化、外交思想的多元化、以及外交途径的多元化，构建了当时中国战时外交的多元化格局，体现出灵活、机动、超越常规的外交运作方式；但同时也存在由蒋氏亲自操控的外交行政权的无限扩大和职业外交人员外交权的相对缩小，最终“多元归于一元”的明显弊端。值得指出的是，整个“体系”的形成和演变，无不打上美国影响的深深烙印。 本文试图以战时外交为背景，探讨蒋介石在外交上不断拓宽自己权力空间，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的蒋氏个性的多元化外交体系的过程。全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蒋介石在“承袭”和“变通”民国初期外交体制基础上，构建了蒋氏的多元化外交体系。 第二部分：蒋介石多元化外交体系的基本架构，主要由正规化外交人员和非正规化外交人员两大系统组成。在蒋氏亲自操控下，正规化外交人员和非正规化外交人员既相互兼容，又相互排斥，矛盾始终难于调和。 第三部分：蒋氏多元化外交体系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如典型的橄榄状运作形态、人事方面的“专人专用”、丰富的非正规化外交人员辅助渠道、元首外交……等等，但其中最为核心的，则是蒋介石对整个体系握有的绝对操控权。 第四部分：蒋氏多元化外交体系形成的原因，包括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从国际关系看，除日本以外，中国与多个大国都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美国、英国、苏联等国，在不同层面影响了蒋及其政府的外交运作;而蒋个人的作用和影响，则对多元化外交体系产生了最为直接、又最为关键的作用，其作用力直接左右了南京政府各部门和外交部。 第五部分:蒋充分利用权力优势使外交从业人员队伍空前膨胀，并带来了外交渠道的多元化发展，突显了战时外交的“灵活性”，特别是蒋氏对外交的亲历亲为，打破了以往国家首脑一贯在外交上缺乏主动性的被动局面。非职业外交人员不具备专业知识的非正规化操作，显然给职业外交人员造成了极大冲击;同时，人员的庞杂也导致了管理混乱，职业和非职业外交人员矛盾不断加剧。 应该说蒋氏的多元化外交体系，对当时的中国战时外交曾起过有益作用，但因以蒋为中心的权力操控和独裁，也就注定了“体系”难以发挥正常的和应有的作用，始终无法彻底改变民国外交被动、尴尬的局面。